文学是在特定生活场景中生成的，鉴于“特定生活场景”的重要地位，要深入探索一国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发展趋势，就得考察其

组织实施的生活场景。古代有多个王朝，都存在首都、陪都"双中心”的政治体制，不同城市的职能分工就成为笔者的关注点。城沛

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更是文学发展的依托。中古文学家的主要活动场地是京城和陪都，中心城市生活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在北朝表

现得尤为突出。北朝极少有官员迁谪、量移，也没有全面推行过科举、铨选、幕府制度，官员的主要聚集地在京城台省。但不同城市

的地位有高下之分，同一城市在不同朝代的地位也有升降。如果把这些因素纳入，笔者发现，北齐不仅政治军事特殊，文学发展也特

殊，它走的是一条差异化发展道路，不仅地域有偏向，文体选择更有偏向。

一、北齐初城市布局调整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北济文学的发展与北济初年的城市布局调整密切相关。北齐继承了北魏疆域的大部，辖境在今晋冀鲁豫及皖苏部分地区。由于北

齐帝王的争霸战略，使得城市布局发生调整。首先将首都从洛阳迁到邺都，设置官署，安置百官，让这里成为政治中心；其次在晋阳

设大丞相府，以掌握实权的权臣为大丞相，常住于此，裁决政务，称为霸府、霸朝、别都；最后将洛阳降格为废都，即使如此，洛阳

仍是北方名城、交通枢纽，在政治、文化，尤其是文学上的地位仍不可替代。三地职能各有分工：晋阳处理军国要务，邺都作为政务

中心，洛阳作为交通中心。城市定位不同，文学担当就不同。因此，从城市布局来审视北齐文学，不失为有新意的视角。近年来，以

空间形态为视角的成果渐多，但多为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①。本文则以城市布局与文学发展之关系为着眼点，为北齐文学研究提供

一种与以往不同的角度。

北齐城市布局有很大的特殊性。由于北齐的政权是开国皇帝高欢以晋阳为依托争抢过来的，所以建国之初，晋阳就成了争天下的

第一要地。由于晋阳处四塞之地，相对中原居于上位，因而又变成守护江山的要地。尽管北齐初步完成了建国大业，但外族的威胁依

旧没有解除，同时国内局势也不太平，聚集在洛阳的元魏残余势力蠢蠢欲动，居住在邺都的高齐王公也心怀不轨，因此晋阳的重要性

更加突出。晋阳名为陪都，实则是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重要决策均由此发出。这势必影响到邺都、洛阳的地位升降。邺都名义上是

首都，实则只承担一般政务。邺都远离边塞，又和北齐两大敌国一一萧梁、鲜卑距离较远，是相对安全的城市，故而被北齐帝王当成

留守之地，帝王离京之时，往往派遣重臣在此留守。如此，在政务上邺都和晋阳就有了轻重缓急之别。洛阳则随着东魏灭亡，北齐兴

起，变成故都。尽管地位大降，但随着南北交往的增强，其交通都会的地位不降反升，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城市地位的升降势必影响到朝廷用人，在此过程中，朝廷会优先考虑最重要的晋阳，其次才是邺都，再次才是故都洛阳。《资治

通鉴》卷一五八载：“东魏以高澄摄吏部尚书，始改崔亮年劳之制，铨擢贤能；又沙汰尚书郎，妙选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虽未

荐擢，皆引致门下，与之游宴、讲论、赋诗，士大夫以是称之。”胡三省注：“史言高澄收拾人物以倾元氏。”[门可见高澄早在北魏

末就开始布局。随着魏末齐初政治中心的迁移，人才遴选发生地域性变迁，其始于东魏末洛阳，北齐初迁移到晋阳、邺都。有鉴于北

齐政治、文学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事实，因此不同城市政治地位的升降，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人才的地域分布。北魏、北周和南朝都只有

一个政治中心，没有在实力和地位上足以和首都相抗衡的城市。反观北齐，不仅有邺都、晋阳两京，而且陪都的地位反而要高过首

都，这对北齐文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中国古代有多个王朝都存在“首都一陪都”双中心的政治体制，曹魏和唐代甚至还存在“五都”制，但陪都只是城市行政层次的

拾升，政务其实仍集中在首都。唐东都、宋西都洛阳也只设置留台，处理不紧急事务。唯独北齐，将政务分散在晋阳、邺都两处，设

置两套中枢机构②。晋阳名为陪都，但北齐历代皇帝都在此裁决军国重务。皇帝即位前，常居此地霸府：即位后，又常住晋阳宫。霸

府驻地并州，还有独立于郎都的政务机构一尚书省，史书简称"并省”。霸府、并省、晋阳宫三处，大小官僚数以百计。由于霸府

和并省的重要性，北齐多数文人都曾供职晋阳，然后迁往他处。由于皇帝频繁巡幸两都，所以北齐文人都有从驾征行的经历。《北齐

书白建传》：“晋阳，国之下都，每年临幸，征诏差科，责成州郡。”[2]533表明北齐帝王每年至少一次行幸晋阳。据《北齐书》本

纪，神武帝高欢、文宣帝高洋在郎都、晋阳往返十余次，后主高纬行幸晋阳更多达二十余次，长住于此，邺都只是名义上的首都。

史籍载北齐史事，常有还邺、如邺、赴邺、迁邺、镇邺、留邺、留台、留镇、居守等字眼，具有鲜明的政治寓意，这表明北齐帝

王把晋阳当成了王业的根本，而以邺都为留台，晋阳、邺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轻重有别的两都政治体制，晋阳代表的是新兴军阀势

力，邺都则代表元魏旧势力，"邺与晋阳正好相当于其中的两个中心”[3]，东魏、北齐一直处于一种二重政权的状态中。东魏、北齐

政权构成上的二元性，正是两都政治体制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对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晋阳是武将、谋臣的天下，郎都侧测是朝士、文

人的天下，两股势力存在矛盾，很多事情都不相为谋。

北齐帝王的这种安排，造成了以晋阳为重，邺都、洛阳为轻的文学格局，带来了文学发展上的区域和文体分化，晋阳、邺都、洛

阳的文学各自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作品内涵、体式上各取一端，差异性要大于同一性。这当然不是帝王的有意安排，而是在对中心

城市调整中自然形成的一个“历史结果”，本质上是因朝代更迭、都城迁移而生。从文体上看，这是一个未能一体化的历史进程，而

这个进程要到隋唐统一才结束。

二、晋阳、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差异化发展

晋阳、邺都、洛阳在政治军事上定位的不同，使得三地文学形成了差异化格局，以下予以论沭，

(一)晋阳的霸府文学

北齐的霸府文学是指孕育成长于晋阳霸府的文学，主要是服务于军国大政。晋阳是北齐对敌斗争前线，聚集的是有实干才能的文

士。文士到此，主要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侍郎、黄门侍郎之职，或军府书记、记室、参军之任，日常工作是商议政务、写作公文，谓

之“典机密”。此为一种政治、文学高度一体化的写作。北济史书中，凡言典机密、掌机要的多指文士在晋阳议政、草诏，无此的则

指一般诏令。《北齐书文苑传序》表述上就分得很清楚：普通的除官诏旨交给中书郎按章写作，故而留在邺都中书省；唯有“军国文

书及大诏诰”，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授人，故而交给并州霸府的诏敕高手写作，他们是大文章家，众望所刊归。温子异、封绘、陈元

康、杜弼、邢劭、高德政、魏收、祖珽、崔季舒、尉瑾、元文遥、赵彦深、卢潜、宋游道、宋士素、李广等就因文笔过人，长期在并

州内省典机密，因而也是北齐文人中有文集传世的。《隋书经籍志四》《旧唐书经籍志》别集类，记载北齐有文集传世之人，和在晋

阳典机密的文人名单高度重合，表明文人任职和文学创作呈正相关性。另外，凡依靠台省部门任职而留下文集的，都是些服务时政的

应用文作家，写出的是军府“"文翰”，体裁是不押韵的各体散文，并不长于诗道。由于长期从事应用文书写作，忽视了技能锻炼，所

以文学上成名的也少，有文集传世的作家仅十二位4，但在晋阳典过机要的却多达数十位。由此可见，取得了创作业绩的只占三分之

一，实况是"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文学性虽弱，但符合北朝社会贵时用的文学观念，以此而常被时辈推许。

晋阳的霸府文学与业邺都的台省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晋阳文武官员颇多，但迫于形势，赋诗唱和始终未成风气。这里的军政府

是霸府，府主是霸主，职员是霸才，从军政府到一般人员，全为兴王图霸而生，其文学样式自然只能是霸朝文笔。晋阳本是北魏重

镇，北魏未军阀尔朱荣就是以此为基地掌控朝权的。高欢替代尔朱荣后，把他的那一套全盘继承，并加以发扬，所以晋阳在北齐的重

要性有增无减。晋阳同时面临三大方向的压力：向北要抵御鲜卑入侵，向西要遏制宇文周攻击®，向东要抵御萧梁北伐。此外，对内

要防止郎都王公图谋叛乱。由此，北齐常年在此驻有重兵。由于晋阳重兵的存在，聚集在郎都的王侯，即便怀有异心也不敢轻举妄

动。《北齐书魏收传》：“时孝武猜忌神武，内有间隙，收遂以疾固辞而免。其舅崔孝芬怪而问之，收日：惧有晋阳之甲。，”2]

484这番话很能说明这层关系。《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六确有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的记载，后人理解为外臣兴兵以清君侧，但

考虑到北齐晋阳常驻重兵的情况，因而魏收这里并非用典，所以史书下文就有“神武南上，帝西入关”[2]484的叙事，证实了魏收的担

忧并非无据。

北齐这种将政治决策、一般政务分置于晋阳、邺都的格局，早在北魏末、东魏初就已露出瑞倪。那时，郎邺城是以孝静帝为中心的

魏朝，晋阳是高欢父子的霸朝，两地不仅政治上对立，文学上也各有趋向。进入北齐，这一趋势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得到强化，实权

机构都在晋阳，各种诏命由此发出。出于建国大业的需要，有文誉的"写作高手”多被遴选至此，写作各体实用文。这方面的杰出代

表有魏收、温子异、李德林，此三人是北齐杰出文学家，但其才能不在诗歌，而在诏策、檄文、表疏。值得注意的是，邢劭、温子

异、魏收"北地三才”的称呼，是魏收在北齐初兼任中书舍人以后才有的，而温邢、邢魏齐名，也是在北济中叶才出现的。这些文学

并称的得名，都与魏、温、邢三人任职并州霸府，长于诰命、碑志有关。著名的檄文有魏收的《檄梁文》，重要的碑志有邢劭的《景

明寺碑》《广平王碑文》等，当时就有广泛影响，唐初被收入著名文学类书《艺文类聚》、总集《文馆词林》，被士林推为典范。由

于在北魏北齐，名寺碑和名臣碑都是由皇帝指定专人撰写，故而北齐撰碑一事，性质也如同作诏。《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著录的李

德林《霸朝集》三卷，就是这样的文章结集，以诏策、书檄为体。书檄因是秉承帝旨而作，所以实为诏敕的变体。《霸朝集》为李德

林奉隋文帝命而编，《册府元龟》卷四o载明，开皇五年(585年)敕内史令李德林撰集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意在为隋文帝施政提

供参考。《隋书》中，此书前后，为《陈天嘉诏草》《皇朝诏集》，三者都是诏敕文汇编，其中《陈天嘉诏草》及《皇朝诏集》出自

隋秘书省官员之手，是编撰的前代诏敕选集，说明《霸朝集》实乃李德林供职霸府时的诏敕总集。《隋书·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尝

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

'我常日唯闻李德林名，及见其与齐朝作诏书、移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

我作文书，极为大异。，”5]1198这番话便很能道出这种文学的分量，其文体指向，正是”诏书移檄”二体。李德林在齐末周初号为

“天上人”的惊人文誉，得自他在北齐晋阳霸府写的几篇征讨檄文。《隋书李德林传》末史臣曰：“德林幼有操尚，学富才优，誉重

邺中，声飞关右。王基缔构，协赞谋猷，羽檄交驰，丝纶间发，文诰之美，时无与二。”[5]1209兼齐、周、隋三代而言之，表明他是

北齐后期到周、隋最杰出诏敕作家，北朝继“北地三才”之后最优秀文章家。其自编的文集《霸朝集》显示出任职之地与文名、成就

的关系，表明齐、周、隋三朝霸府是其获得文名之地，诏敕、军书是其创作成就所在。

聚集在晋阳霸府中的"馆客”也是一个重要群体。他们依附权门，受到礼遇，称为”馆客”。这个词语，颇能表明他们以才艺而

被任用的身份特征。人数多、分布广、职务重要，这必然影响到文学创作，多部正史都有记载。其中《魏书温子异传》的元仅，是北

齐文襄帝门下馆客。载于《北济书》中的馆客属北济的另有十多位④。乃至武平四年(573年)，开文林馆，征集学士入馆修书，首批

入馆的萧悫、颜之推，"犹依霸朝，谓之馆客”，表明馆客是北朝对霸府文士的一般称谓。馆客都依附权门，富有才智，兼有门客、

官员、文士三重身份。其中，有以文才见长的，如《郑元德传》中的郑元礼，年少时好学，有名望，世宗引为馆客，历太子舍人，因

有文藻而担任重要文职⑤；也有以术数见长的，如《高德政传》中的宋景业、《北济书》卷四九中的信都芳⑥。无论以何种术业进身，

霸朝和霸府都是其效命之地。

(二)邺都的台省文学

郎都的文学氛围与晋阳不同。这里是北齐中央政权所在地，由于有晋阳在西边作屏障，故而邺都局势平和、安稳，大批贵族官僚

聚居于此，形成了一股弥漫全城的享乐氛围。北齐中后期，依托秘书省、史馆和文林馆三个中心，形成三个文士群体，主要创作场域

是京城台省，因而以郎都为中心的文学，是台省文学和文馆文学的复合体，主要样式是诗歌。由于帝王发动，臣僚参与，在北齐后

期，郎都文学发展出多个有特色的诗歌种类。

首先是乐府歌诗，人称“郎下新声”，是西域乐舞、中原乐曲、文人歌诗三者的组合。北齐帝王自文宣帝以后，都喜欢自西域传

入的乐舞，并有这样的欣赏能力。由于帝王的爱好和提倡，不少西域乐工由魏入齐，或直接从西域进入邺下，制作歌曲、舞曲，胡乐

胡舞在短时间内得以流行。文人则积极配合，撰写歌辞，文艺面貌为之一新。《北齐书文苑传序》就此描述说：“齐氏变风，属诸弦

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为亡国之音。”[2]602强调尽管同为变风，变雅，但成长于邺下的文学样式是配合西域民族

音乐歌唱的乐歌，梁朝乐府则是文人撰的徒诗，不合乐，不像西域歌舞那样触动人心。此外，此类诗作格调单一，多种曲调殊名一

意，内容重复。卢照邻《乐府杂诗序》就此叙日："其后鼓吹乐府，新声起于邺中；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6]明言乐府经东汉

初盛以后，在北齐首都郎下，又出现新品种，属于声诗，与之配合的为西域鼓吹乐，使世人耳目一新。齐末郎下的这种文学变风，特

点是重视享乐，诗、乐、舞配合，所作为合乐曲辞，节奏感强，风格悲凉，有异域风情。这不仅和梁朝不同，与晋阳亦不同。

其次是君臣唱和诗文，产生于南北使节对接、聚会游乐场合。写作有特色的是接待梁陈交聘使节的宴会酬唱诗，诗中有陪同、酬

唱、漳滨、至邺等字眼，证实了创作地点。如庾信《聘齐秋晚馆中饮酒诗》《将命至邺酬祖正员》《对宴齐使》，裴纳之《奉使至邺

馆》，裴让之《公馆燕酬南使徐陵诗》。书启方面，名篇有刘孝仪《北使还与永丰侯书》、徐陵《在北齐与宗室书》，莫不感情真

挚，辞采华美。此类制作虽多，但未能编辑成集，只被后世类书摘录，保存一二。载于《隋书经籍志四》总集类的《文林馆诗府》八

卷便是这样一部诗歌总集，作者是齐文林馆六十多位待诏。《旧唐书经籍志下》作”《文林诗府》六卷，北齐后主作”[。这么著录

可能是有文献依据的，说明北齐后主高纬在文林馆中的关键地位。像这样的资料书，隋唐史志还著录多部，如《元嘉西池宴会诗集》

《齐释奠会诗集》《文会诗集》，因而这也是一种南朝风气。这种文学内容上有独立性，写作上也宗旨不一，其发展并不能都归因于

北齐皇帝，而应视为郎都君臣共同的价值取向。这显然不同于北魏和南朝以帝王为中心的御用文学。秘书省、史馆和文林馆，都是北

的文馆。通过兴办文馆，多数才子都被召入郎都，成为以京城为基地的官僚作家。史馆、秘书省、文馆这三类文职机构在北朝中后

期，成为宫廷文学创作的三大基地。这就与北魏不同，而和周、隋相似。

最后是无官方背景的个人写作，这类创作也不少见。《北济书文苑传序》盛称的"独擅其美”的散骑常侍王晞的诗文，就属于这

个类型。其诗作于任职晋阳或邺都，官闲外出之时，写登山临水的见闻感受。其兄王昕，《北齐书封孝琬传》称其为与邢劭年辈才位

相近的“"先达高才”。尝与阳固、裴伯茂、裴罘、陆道晖等夜宿饮酒，赋诗数十首，由此可见其才情一斑。考虑到北齐文士多达数

千，这类创作估计应该达到相当规模，

邺都、晋阳相距不远，官员往来频繁，在北齐中后期，形成邺都一晋阳文学轴心。据《北齐书封孝琐传》，封孝琐前往晋阳典机

密前，就在邺都任职，他是因才能而被抽调的。陈元康，天平初，在郎都修起居注，高祖闻而征为相府功曹参军，掌机密。杜弼，元

象初，征为大丞相府法曹行参军，署记室事，转大行台郎中，后又引典掌机密，甚见信待。张亮以有才干，授丞相府参军事，渐见亲

待，委以书记之任。以上三位都被从邺都调入晋阳。由于两京都有用人的需要，因而几位传主，常年往来于两地。由于帝王在两京间

来去不常，所以他们的行踪也变得没有规律，唯一相同的是随驾往返，不相分离。上述引文中的作檄文、典机密，就是他们的日常文

事，尽管作品无多，却是政治化的文学，当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其价值与意义。

由于郎都、晋阳定位不同，文学种类、性质则不同，史书中对这两方面的记载，在遣词上就有明显差异。凡言在相府、霸府管机

密的，都指晋阳。没有这种记载的，则在邺都，很多记载都可证实此点。《北齐书魏收传》载皇建元年(560年)，孝昭帝“别令阳

休之兼中书，在晋阳典诏诰，收留在郎.…司空主簿李翥，文词士也。闻而告人日：诏诰悉归阳子烈，著作复遣祖孝征，文史顿失，

恐魏公发背。'”2]491明言文士在晋阳的事务是草诏，在邺都的事务是修史，一文一史，分工明确。之所以会有此种差异，是因两地

分工不同。晋阳为军国重地，皇帝身边需要有文士草诏。既然军国大事归晋阳，那么一般事务就只能归邺都了，因而留邺的都是普通

政务。修史的秘书省、著作局正是这样的部门，因而史职在邺都。另外，史职事关褒贬，文职则事关军国，当然要比史职重要，所以

文职之事归晋阳。《北史樊逊传》："于时魏收作《库狄干碑序》，令孝谦为之铭.…八年，减东西二省官，更定选，员不过三百，

参者二三千人…河清初，为主书，参典诏策。”[8]2790文中魏收撰名臣碑，樊逊代杨愔作书，属于一般文章写作，因而事归邺都。后

面的“为主书”“典诏策”则事情重要，所以在晋阳。其时，两地才士多达三千，被录用的就有近三百，可以想见队伍之庞大。据

《北齐书徐之才传》，徐之才的任职和文学，就分散在洛阳、晋阳、郎都三地，表现也互异。《北齐书元文遥传》："孝昭摄政，除

大丞相府功曹参军，典机密。及践祚，除中书侍郎，封永乐县伯，参军国大事。”[2]504前面典机密之地在晋阳大丞相府，后面除中书

侍郎之地则在邺都中书省。《北齐书崔劼传》：“转鸿胪卿，迁并省度支尚书，俄授京省。”2]558第一句鸿胪卿、第三句京省尚书

是记其在邺都任职，第二句任度支尚书是记其在晋阳任职。《北齐书·祖珽传》：“文宣为并州刺史，署斑开府仓曹参军，神武口授珽

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无遗失，大为僚类所赏。时神武送魏兰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赋《出塞》及《公主远嫁诗》二首，蜓皆和

之，大为时人传咏.…会并州定国寺新成，神武谓陈元康、温子异日：昔作《芒山寺碑》文，时称妙绝，今《定国寺碑》当使谁作词

也？’元康因荐珽才学，并解鲜卑语。乃给笔札就禁所具草。二日内成，其文甚丽.…天保元年.…参于晋阳…令直中书省，掌诏

诰…在晋阳，通密启请诛琅邪王。”2]513-519引文所记祖珽撰诏敕、作碑志，事在晋阳，因君主在晋阳，臣僚的文学活动也不离此

地。祖挺是北齐名臣，他的事例很有代表性，他的活动规律就是北齐文士的活动规律。北齐时，许多人都供职两都，其文学也分为抒

情诗赋和纪事文章两个系统，这是北齐文官任职和创作的常态，其创作和任职地有相关性。

(三)洛阳的怀古文学及文学传播

自东汉初到北魏未，洛阳一直是文学的中心。北魏初鲜卑崛起于代北后，从洛阳到建康的道路成为南北交通的第一要路。不仅如

此，这条路还与洛阳和通南朝的驿路相连接，组成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这些因素保证了洛阳在北齐的重要性。东魏时，高欢以晋阳为

基地，觉得建都洛阳不再安全，于是迁都邺下，洛阳的政治地位由此陡降。到孝敬帝天平初迁邺之时，洛阳就成为南北文士过路之

地，无复往日之蓝，怀古文学由此勃兴。洛阳崛起的标志，是北朝文学地理名著《洛阳伽蓝记》的问世。作者杨衒之在北魏亡国后行

役至此。时北齐迁郎已十余年，他目睹这里宫室倾覆，寺观尽毁，庙塔变为丘墟，产生黍离麦秀之感，因作此书。由于文笔过人，该

书遂成为一部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9]作品。由于内容稀见，清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四库馆臣盛赞此

书"体例绝为明析。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道元《水经注》肩随”[10。可以确认，东魏初的洛阳，文学上呈现衔接南北的

过渡性特征，由此地可观察到文学中心从洛阳到郎邺下的迁移。这是因为东魏末及北齐前、中期的作家，都是从北魏过来的，青少年时

期在此成名入仕，仕迹始于洛阳，终老之地则在郎都。大体而言，魏末齐初文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洛阳才有这样的地位。

北齐代替东魏后，由于南北交聘的常态化开展，洛阳变成交聘使过路之地，各种纪行诗、旅行记由此而出，这是洛阳在当时文学

中所起的另一个作用。出自北齐交聘使节之手的《江表行记》《封君义行记》《李谐行记》《魏聘使行记》《聘梁记》，及南朝文士

撰的《述行记》《西聘记》《聘游记》《聘北道里记》《西聘道里记》《入关行记》，就以洛阳的古迹、名胜、人物、故事为重点，

吊古兴悲是重要的感情基调，作者出使往返，都需要路过洛阳，南下、北上或西行入关。这里叙述的是以交聘为中心的纪实文学一

行记的创作背景。诗歌方面，今《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也有写到洛阳的交聘纪游怀古诗，《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也

有记载。著述方面，融地理文学、历史文学于一体的书有不少。比如《洛阳官殿簿》，就多次写到洛阳。初唐丘悦撰的著名杂史《三

国典略》，以关中、邺都、江南为三国，起西魏，终北周，东包魏、北齐，南总梁、陈，凡三十篇，二十卷。此书虽亡，但《太平御

览》引用二百余条，三分之一引文记载的都是北齐郎都、洛阳的公卿、王侯、文士事迹，均为正史所不载，具有较强的资料性和可读

性，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史传文学著作。这些书籍的产生，有力地证实了洛阳在北齐文学空间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魏孝文帝太和中起，南北双方就休战讲和，“使命岁通”。到北齐中后期，更形成遣使交聘的高峰。《册府元龟》卷六五四

《奉使部》载北齐与梁、陈交聘多达数十次，在北朝次数最多，人才也最盛。北齐赵部还出现过以出使南朝而闻名的盛门。李浑、李

湛、李绘、李伟父子兄弟四人，都出使过梁陈，赵郡人士称之为“四使之门”。为了显示本国文化的优越和人才的出众，南北双方对

遣使交聘一事格外重视。北朝每次都要"妙简行人”，史云：“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义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

得与焉。”[8]1604而南朝也深谙此理，每次遣使都要精选才士，在交聘场合针锋相对。由于这样的政策导向，每年在洛阳一带，都可

看到南北交聘，"使者相属”的现象，记述交聘经历见闻的专书、专文和诗歌，由此勃兴。洛阳位于四方通衢之地，又是北方最著名

的城市，在文士心目中地位很高，过境之际，必然以此为重点。从散见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

书中的南北聘使行记及诗赋佚文看，只要是写南北交聘的，十之七八必写对方境内风物。洛阳到邺都一线，为华夏文明之中心，古

迹、异闻最多，尤为记述的重点，可见是地理位置保证了洛阳在文学上地位不减。

南北诗文与图书传播也以洛阳为中介。北朝通过洛阳到江左驿路来维系和梁、陈的联系，来自江南的使节、商旅、图书，都由此

路北上。北方人士要接触先进的南朝文化，主要的地点也在洛阳、邺都。因而郎都至洛阳驿路在文学上的又一功用，是实现南北文风

的交汇对接。《北齐书元文遥传》：“敏慧夙成，济阴王晖业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何逊集》初入

洛，诸贤皆赞赏之。河间邢劭试命文遥，诵之几遍可得？文遥一览便诵，时年十余岁。济阴王日：我家千里驹，今定如何？，邢

云：'此殆古来未有。·”2]503《隋书经籍志序》："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

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5]907-908以上两例，都是写南朝文集、图书，通过洛阳至建康驿路，经由

南北交聘使节、商客之手北传，邺都是文献传递的终点，洛阳则是中转站，这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这表明洛阳虽为废都，但

因其地理位置重要，可以连接东西，沟通南北，故仍是北齐文学版图的重要一环。洛阳在文学传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是其他城市

不具备的。

三、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一体化趋向

文学发展的差异化意味着多元化，但离开一体化来谈多元化是主观的、片面的，事实上，多元化和一体化并不矛盾。从大局看，

一体化不仅不会对多元化构成阻力，还能产生推力，这是因为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虽各有偏重，但人员调动是在一体化的政治

格局中实施的。如此一来，三地的人才就是流转互动的，文风也会带来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相反的趋势，由差异化朝着一

体化方向迈进。文体上，由重文轻诗转变为重视文而又不忽视诗；诗风上，由各有旨趣转变为对情采和丽辞的普遍追求；审美上，由

重实用转变为重感悟；写作手法上，由重写实转变为重抒情。这些转变虽然起初并不明显，但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周书·苏绰

传》谈到，从晋末起，文章就竞为浮华，到北齐、北周，遂成风俗。《周书柳庆传》载明，这种文风传导路线是江左一洛阳一关陇，

洛阳、邺都一带的后进青年，对于这种南朝文风，十分倾慕，祖述不已，表明靡丽文风并未因为北齐实行的军国政治及由此带来的城

市分工而间断，仍在持续发展。《隋书李谔传》进一步指出，这种文风的具体表现，是风云月露，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

之巧”[5]1544，在吟咏情性的五言诗方面下很深的功夫，通过熟读前人文集、类书，切磋讨论，得到技巧能力的提高。这种趋向，越

到后来越明显，周、隋之际，中原、关陇"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5]1544，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表明对诗歌

艺术的追求，从官方到民间都很强烈，构成一股强大的否定性力量，让北齐文学脱实向虚，朝着抒情艺术方向发展，同时反过来对各

体公文写作形成浸润，致使文表华艳，屡禁不止，以至隋文帝不得不于开皇四年(58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51154

5,然而收效甚微。

这表明北齐文学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差异化发展格局并不是全面覆盖的，也印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即任何对立的事物都有统

一的一面，不仅其内部存在着否定性因素，而且在内外合力作用下，还会向着相反的一面转化。北齐文学同样不能例外，分裂和互异

毕亮不是长久之计，统一和一体才是大势所趋。北济文学在此三地的差异化发展，只是一段时间内维持的暂时现象，而随着国家政治

军事形势的改变，必然会朝统一的方向发展。从根源上说，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差异化发展，乃是权力运作使然，出自帝王

的制度安排，体现出皇权对文学的规导，其作用范围和有效性是有限的，其对个人写作的影响就很小。在个人写作方面，北齐恰恰留

有较大空间，因为北齐文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此三地，而这三地在区域文化上各有特点，能够对文人产生不同影响，使其诗歌、散文

的题材、主题与地域文化保特一致性。此三地作为一个稳定的交通架构，引导文人在它们之间往复调动，保持人才的有序流动，这样

反而利于文学发展。而北齐文人的仕历也并未限于一地，而是根据需要，在此三地调动，这就为北济文学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动力

以官员在不同城市的职位迁转为基础，通过人才的自由流动，形成文学的有序展开，让文学家接触到不同的风土人情，这样可以弥补

其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的偏颇，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所以在北齐中后期，此三地都出现了风格、题材相似的诗歌，都有以五言诗为体的山水诗、隐逸诗。不仅如此，山水和隐逸两类

题材还存在合流互渗的倾向，很多时候，山水诗的题材表现的却是隐逸的主题，文体及题材大体一致。偏重诗歌创作的倾向在开始的

时候还不普遍，积累到一定程度，诗歌就盖过文章，成为一种新趋势，从而和隋唐文学接近。笔者注意到，北齐、北周灭亡以后，经

过隋代的短期统一，从前那种诗歌为文章所掩，始终声势不振的低伏状态就此终结，到唐玄宗开元中，“诗的国度”“诗的唐朝”就

已变成一个无法忽视的客观存在。这场文变，历时不过百年，而其关键就是国家由分到合，文体文风必然随之调整。

晋阳、郎都、洛阳都有规模庞大的文人群体，又都有山水之胜，只是美感不同。文人无论到哪一处，都会性悦山水，公事之余，

聚会、宴游等活动随之而至；若逢乱世，则会至近处山中隐居自乐，从而又为隐逸诗文创作提供机会。邺都附近有太行、恒山等名

山，自古多隐逸之士。而晋阳周围也多大山，为宜居之地。洛阳虽在中部平原区，却为四塞之地，自古就是文人寻求山水之乐的理想

场地，所以这里早在魏、齐易代之际，就成为文人游乐隐逸之地。例如杨愔，北魏正光中，“随父之并州。性既恬默，又好山水，遂

入晋阳西悬盒山读书…以世故未夷，志在潜退，乃谢病，与友人中直侍郎河间邢劭隐于嵩山”[2]454。其读书、隐居之山，就在晋

阳、洛阳近处。邢劭"少在洛阳，会天下无事，与时名胜专以山水游宴为娱，不暇勤业”2]475。王唏，北魏末在洛阳入仕，后又在邺

都、晋阳任王府文学侍从。由于他性情闲雅，喜爱山水，长于吟咏，所以在此三地都留下了登山临水之诗，并以此而获得清美的文

誉。《北济书·王昕传》：“言必诣理，吟咏情性，往往丽绝…仍属迁邺。遨游巩洛，悦其山水，与范阳卢元明、巨鹿魏季景结侣同

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终焉之志…武平初，迁大鸿胪…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闾，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

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宴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常诣晋祠，赋诗日：‘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2]417422又载，

昕亦喜爱吟咏，文宣帝“与朝臣酣饮，昕称病不至。帝遣骑执，之，见方摇膝吟咏，遂斩于御前”[2]416417。表明无论位居何职，身在

何处，都不忘赋诗写景，寄托情志。这样的事例虽然不多，但也不是特例，实为一个由来久远的文学传统⑦。北济不少文人都喜爱吟

咏，只是水平不高。《北齐书郑述祖传》："元礼，字文规。少好学，爱文藻…魏收…尝持元礼数篇诗示卢思道，乃谓思道

云：看元礼比来诗咏，亦当不减魏收？’”2]398《北齐书·古道子传》："荀仲举、萧悫工于诗咏。意曾秋夜赋诗，其两句

云：

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为知音所赏。”[2]628《北齐书孙灵晖传》："子万寿，聪识机警…有辞藻，尤甚诗咏。”2]59

6《北齐书刘逃传》："晋阳都会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务于宴集。巡在游宴之中，卷不离手…亦留心文藻，颇工诗咏。”2]615

所记事例，在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此三地各有文士数百，都有游乐、聚会、宴谈的风气。前引《北齐书·刘逖传》载明，晋阳霸

朝，用人甚多，人才荟萃，士人游乐风，气浓厚。自古游乐和诗文相连，活动期间，必然有文学创作和评论相伴随，这对培养士人的文

学批评鉴赏能力、提高理论素养和创作水平有好处。相比之下，邺都的生活更安逸，政治、外交活动更频繁，赋诗的场合更多。每逢

节日喜庆或是外国使节来访，朝士都要应诏赋诗，同题共咏，以见高下。天保十年(559年)文宣帝驾崩，即令朝士各作挽歌十首，

择善者用之。刘逖不长诗道，仅得二首；魏收、阳休之、祖孝征诗才有限，每人才得三四首；唯杨遵彦、卢思道，诗才杰出，各得八

首，事载《北史刘逖传》《隋书·卢思道传》。这还只是其中一次，北齐中后期这样的活动并不少，而且带有政治寓意，政治和文学被

捆绑在一起，虽不为文学而备，却能促进文学发展，种种原因，使得北齐后期的郎都变成一个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中心，诗歌创作在这

里率先发展起来，并对其他城市文风产生影响。

洛阳自东汉以来，就是北方文士隐居的中心，又是多个朝代的国都，故而早在东魏初，就有赋诗游乐风气。据《北史·邢劭传》

载，北魏末，邢劭年轻时，有数年都在洛阳游乐，单一次在北海王元听王府宿饮，就赋诗数十首，诗稿遗落在主人家。进入北齐，洛

阳虽然官府迁移，盛况不再，但多有隐士，又富山水，故而也不乏诗咏。洛阳是北方交通枢纽，交通线通往关陇、河北、江左，邺都

则是南北交聘的终点，来自南朝的人员、物资、图书，通过驿路传递到北方。北方本来就图书稀缺，南朝名家别集、类书、总集、史

籍、子书，在北朝图书市场成为紧俏产品。交通、贸易的便利，又为邺都、洛阳、晋阳的文士学习南朝文学提供了便利，因而此三地

文学成长较快，在较短时间内，就向南朝文学靠近。例如邪劭，北魏末，因尔朱兆入洛，京师扰乱，与弘农杨愔避地嵩山，普泰中才

入仕，表明三地都有宴会、游乐趋向，王唏和萧悫的写景诗就成长于这一环境之中，并有“丽绝”的美名。而“丽绝”还不止是一种

文誉，就北齐文学而言，还是一种新的审美趋向。萧惹的诗还得到过北朝文学名家颜之推的赞扬，载入《颜氏家训文章》，赞其“工

于篇什。尝有《秋诗》云：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时人未之赏也。吾爱其萧散，宛然在目”[11门，赋物而达到了神情萧散、宛

然在目的境地，表明其情与景做到了交融互渗，是进步的表现，也是努力的方向。萧惹其人其诗，亦见《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三

国典略》，对于此事有细节的补充。晚唐著名文学家皮日休《郢州孟亭记》还特地举出萧悫此联，以为北齐的诗章之美，并举出盛唐

诗人孟浩然写秋景的名联“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相对比，从中可见其造句、构境的成就之高，表明以佳句配丽景，乃是北齐文

士共同的审美趋向，说明其对以五言诗的写景抒情艺术怀有强烈兴趣，所以才会屡有这方面的创作尝试。据《北齐书文苑传》及《太

平御览》卷九。一，天保中萧悫入齐，武平中官至太子洗马。此诗作于北齐后主时，故能为朝士所知所赏。

结语

综上所述，北齐多中心的城市布局对其文学发展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带来晋阳、邺都、洛阳三地文学的分化，使其在文

体文风，上各有偏向，影响到士人创作才能和文体偏好，多数人写得较好的是诏诰、军书、笺表、碑志，在后主高纬即位以后才风，气略

变，但也只是一时之事，因而并未改变北齐重文轻诗、重实用轻抒情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由于南北交往加深，加之三地地域文化

的差异，以及文学自身的进化，文人对诗美的追求日益强烈，推动北齐文学朝着吟诗写景的方向转化，表现出体性清虚的艺术特征。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北齐文》十卷，载八十四人，多数文章作于晋阳、郎都、洛阳⑧，但他们也留有诗作。如邢劭，少年

时在洛阳，游宴赋诗；文宣帝时，从幸晋阳；帝驾崩，敕撰哀策。邢劭的创作就无地域分别，地域对其文学创作并未带来限制，不仅

如此，辗转多地还为其诗文创作带来生机。放眼北济，不止邢劭如此，其他文士亦然。例如李铉，年少时游都；武定中，在晋阳，

师友诸王；显祖受弹，从驾还邺都。张雕，先在邺京任职，后从世宗赴并州：天保中，被召还郎。高德政，在晋阳入仕；迁黄门侍

郎，还邺都；世宗嗣业，至晋阳；后还邺京，参掌机密。阳休之，天平中，达邺都，奉高祖命，赴晋阳；武定中，除中书侍郎，还邺

都；后奉玺书，诣并州；显祖受魏禅，自晋阳使还；两地相较，在晋阳的时间反而更长。上述诸人的创作，多以文章为主，但也不无

诗歌。虽然迁转频繁，但基本规律是跟随帝王，两京往返，很少到地方任职，与其他朝代相异。由于晋阳、邺都人才过于集中，一般

城市的文学就发展不起来，可见城市布局有时能对一国文学发展起到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