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钦是潮州孕育出来的作家。他深情地贴近生活于此的人民、深切地感受着土地的历史。沈从文指出：”一个作家一支笔若能

忠于士地，忠于人，忠于个人对这两者的真实感印，这支笔如何使用，自不待理论家来指点，也会有以自见的。”()

黄国钦散文创作中的地域特色不言自明。黄景忠指出，地域散文中的黄国钦是以潮州文化代言人的姿态在写作，因而字里行间都

透露出对潮州的偏爱。而人物散文因其独特的叙述指向和结构方式则包含浓郁的人道情怀。黄景忠以”诗性倾诉”[们概括黄国钦散文

创作中贯穿始终的语体特征，并指出其中蕴含的音乐感、节奏感是其散文艺术魅力的体现。姚则强将黄国钦的散文放置在城镇化的过

程中来考量，无论是对乡土生活的舒缓展开，还是对山水意蕴的审美表达，或是在写人记事中流露出的真挚之情，省深藏着人文意蕴

和历史情怀。[2]

黄国钦在2022年出版的地域性文化散文集《朝州传》中，通过多种方式调用语言，使得文学、历史和情感在此书中达到了平和相

容，而如黄景忠所形容的“音乐感”和”节奏感”也以一种集聚的状态得以展现。这本富有艺术魅力的城市传记深刻地展现着他的非

的笔力和深厚的文学积淀。笔者尝试以语言为切入口进入文本，发掘黄国钦在书写地域历史的过程中如何展现历史的细枝未节和生

活的百样姿态。

一、语言的古雅性：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黄国钦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在地域性历史文化散文集《潮州传》中，他使用了文白交杂的语言。从标题到内容，恰如其分

地融合古诗句、文言句式等，使文章整体透露出古典雅致的格调。

文章题目具有传递信息和吸引读者的双重功能。《潮州传》中的多篇文章标题直接引用古诗词。如《一封朝奏九重天》，即出自

韩愈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一封《谏迎佛骨表》引得宪宗大怒，韩愈被贬为潮州刺

史。他踏足潮州，祭鳄驱鳄、修堤凿渠，为潮州百姓带来安居乐业。一封朝奏于韩愈而言，是仕途的转折点；于潮州而言，是新历史

的起点。以此为题，韩愈和潮州之间的故事顺理成章地展开。《十八梭船锁画桥》讲述了历朝历代修缮广济桥的过程。此句出自乾隆

进士、潮州人郑兰枝《湘桥春涨》中的”湘江春晓水迢迢，十八梭船锁画桥”。广济桥中的浮桥是由十八只木船连接而成，这正是广

济桥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故以此为题，画面感十足。《地瘦栽松柏》一文，开篇即从潮州的民性、民风讲起，似乎和标题没有任何关

系。然而“松柏”作为中国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本身就蕴含着耐人寻味的深远意境。而标题实则取自王大宝对孝宗皇帝风俗之问

的回答，记载于《永乐大典，风俗形胜》中，全句为：“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通读全文，才发现文章和标题的重点都是潮州的

尚学之风。了解了标题的出处，才明白其中蕴含的地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风尚。黄国钦的引用并非随意捡拾，而是兼顾语义和审美。

他的标题往往不能一眼明了全意，但又不至于艰深晦涩。通读全文，方能感受其用意之深。

正文内容更加全面地展现了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对黄国钦创作的浸润滋养。首先是对古诗词恰到好处的引用和化用。德祐二年，

宋王朝陷入危难之际，文天祥挺身而出，黄国钦写道：“大厦将倾，也仍有人在力撑危局。”[3]256此句化用苏轼在《苏文忠公全集，

告文宣王文》中所言：“回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描绘文天祥的临危不惧，作者评之以"疾风知劲草，国乱显忠臣”3]256。

此处则是化用李世民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黄国钦在用典之时并非"食古不化”，将传统文言进行现代性的转化，整合到

散文写作之中，从而营造出一种雅俗共赏的散文语体。耳熟能详的诗句很容易唤起读者的历史文化记忆，深层的含义与描绘的场景融

为一体，不仅增强了表现力，更使阅读过程充溢着对古典文学古为今用的文化视野。

除了恰到好处地放置一些古诗词，黄国钦在文中更是直接使用了文言句式。例如：“潮州如此物阜民丰，蒸蒸然焉，朝廷听之闻

之，自然动心，揭阳置县，遂水到渠成。”[3]181"蒸蒸然”将民间发展繁荣之态比之水气上升，语言形象又凝练。“焉”字无意，凑

足音节，读之则韵味丛生。文言句式较之现代汉语，结构更加紧缩，行文更加简洁。在《许夫人和陈璧娘》中，陈璧娘作《平元曲》

以表决心。黄国钦为其心理活动展开了更为详细的叙述，他写道：”（璧娘说）心已至此，志已至此，夫复何言。”[3]289短短十二个

字就将陈璧娘为国效力的决心与气魄托举到最高处。陈璧娘的巾国形象在最后的反问中树立起来。在比处，使用的文言词语干脆有

力，氛围在韵律中层层烘托。黄国钦还有意使用一些读者比较陌生的成语。例如，描写北宋末年，受战火影响，孔庙被毁，他写道：

“所有的乐器，沦胥无遗，奏乐的设备，也焚毁殆尽”。“沦胥”最早出自《诗经小雅雨无正》："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无

罪，沦胥以铺。”意为“受到牵连而遒受苦难”。后在《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又有记载：“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

而覆溺。”可理解为“完全丧失”之意，黄国钦便是用了这一含义。同时结合后文中的"焚毁殆尽”，对其义也可知一二。此处使用

成语不仅没有掉书袋的嫌疑，反而使文章带有骈文之美，更加典雅。

由此可见，黄国钦有着深厚的语言功底。他可以恰如其分地选择合适的古诗句为自己的文章添彩，又自如地切换白话和文言句

式，通过诗性的语言刻画历史人物、书写志向抱负，让文章意蕴悠长。

二、语言的音乐性：韵律化与节奏化

黄国钦曾与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分享过自己散文创作的经验。他尤为强调字句运用的重要性：“在散文创作中，还要讲究

字、句的平仄，讲究叠字、讲究排比句、讲究句子的运用，讲究长短句的搭配。”[4228文学语言应是艺术的语言，也应是审美的语

言。对散文语言的音乐性陈剑晖认为：”散文语言的音乐性虽包含排比对偶，但不等于排比对偶，就现代散文的语言来说，音乐性更

在于长短参差，可伸可缩、形神兼备、生气灌注、流转自如。”[5]语言的音乐性可以增强散文的感染力和可吟咏性，使得文章更加生

动有味。黄国钦下笔平和顺畅，散文的节奏性和音乐性主要通过排比比、四字格，以及长短句的合用整体体现出来。在《朝州传》中，

随处都能找到音乐性流转其中的痕迹。

四字格的连用，使得文章读起来轻快明朗。黄国钦笔下的潮州姑娘是“温婉娴雅、婀娜多姿、轻声细语、笑靥如花，骨子里却自

有侠肝义胆、柔情似水、烈骨如霜、忠贞无瑕”[3]287。写外在形象，作者分别从性格、身量、语态和面容四个角度概括。写内在的品

质，他又连用四个四字词，展现其内外兼修、刚柔并济。姑娘的形象在八个四字词语的构筑下顿时立体鲜活。又如，描写开元寺，他

写道：“开元寺的云板木鱼、晨钟暮鼓，早晚之间，悠悠扬扬，也能让人在动乱惊悸之中，感到一些宽心舒畅寺在潮州城中央，更

深夜静，关门闭户，路无行人，板磬之拍、钟鼓之声，让世人听之闻之，亦沉寂下来，入静无扰，平和随性。”[3]527此句形式上匀称

流动，读起来充满韵律。内容上既直接描绘了开元寺的钟鼓悠扬，又以动衬静，板磬钟鼓之声更使得其幽静平和一览无余。作者从多

个角度描绘所写之物，但并没有为了追求格式的整齐而牺牲内容。在《我以我血荐轩辕》中，朝州城失守，马发一行陷入绝望之境

时，他写道：“落夜，率着残部100多人，奋力死战，退守到金山子城的马发，吃立山头，看夜色深沉，天凉风紧，寒星闪烁，钩月

微明，山黯如漆，树黯如影。子城外面，烧杀掳掠，悲呼惨号，阵阵传来，惊天泣地，不绝于耳。”[3]275作者再次使用了多个并列的

四字词语。一段话中既有触觉，又有视觉；既有自然景色，又有战况实录。语言朗朗上口，语调抑扬顿挫，和当时的情况紧密相合。

读之便觉马发退守金山子城的局势紧张、情况危急。城内外形成鲜明对比，更显战况危急、民不聊生。词语与词语之间层次丰富，使

得行文句式整齐、节奏紧凑，无拖沓累熬之感。

黄国钦对词语的选用和排列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学审美情趣。这是在深刻把握描写对象特点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判断和斟的后得到

的。唯有恰当的取舍和把控，才能既不使对象落入自己的想象中而失真，又能充分展现文章的生气。

除了四字词语的连用，音乐性还表现在长短句的配合上。若乐章只有一种旋律，那听久了未免枯燥乏味，散文也是如此。在描写

周穆王挥师江南、渡过军用浮桥时，作者写道：“其时桥上脚步咚咚，桥下水波涟涟，旌旗鼓角，皮甲藤盔，队列随浮桥摆动，旗鼓

合水波起伏，别有一番扣人心弦。”[3]205作家在此处用了三组对仗，分别为六字、四字、七字。句子长短错落，又富有对称性，在形

式和语音上共同展现了过桥时的恢弘气势。拟声词“咚咚”和拟态词"涟涟”两个叠音放在一起，将桥上人的走动和桥下水的流动构

成一幅动态画面。这一处理方式既带来了音乐性，又强化了画面感。在描绘潮州人煮糜的时候他写道："水少，米多，干柴，猛火，

火在鼎下、锅下，呼呼呼呼地叫着，不久，糜就滚了，顶着鼎盖锅盖，沸出灶台。”3]272四个二字词语的并列将潮州人煮糜的要点

一罗列，干脆简练。“叫着””滚了”“顶着”"沸出”四个动词连续推进，灌注在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呼之即出，煲糜的形态跃然眼

前。黄国钦对潮州风物、日常生活有着敏锐的感知。在此基础上，他把自己的经验经历和故乡的独特性以一种富含趣味又天衣无缝的

方式结合起来，进而使得日常琐碎转换为审美对象。

对于潮州大地，黄国钦向来不吝赞美之词。生于斯长于斯，潮州的三十六街、百廿四巷于他而言，再熟悉不过。他能够感受到自

己和潮州大地之间超越时空的深度联结：“生长在潮州这块土地，每天每夜，总有一种异样的神韵在吸引着我，昭示着我，那是一种

遥远历史的回声，那是一条丰沛大河在澎湃，那是冥冥中远古的先民在吟哦。”[4]深厚的土地意识早已融在他的血液中，进而化作文

字从笔尖流尚出来。书写人事，他的笔调充满温情；目及山风，物，他又能兼顾人文和历史。我们能很轻易地在他的笔下找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证据。更重要的是，他对潮州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推动着他发现潮州民俗风物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

值，并孜孜不倦地深入历史的深处，发掘古潮州人的生活情趣，探求着属于这片大地的原始生命力。

节奏的快慢配合着上下文的语义，既可以平缓如溪流，又可以急促如山洪。黄国钦利用语音的优势将语义外化为恰当的字形，通

过“语言的韵律化和节奏化可以使并无诗意的语言产生诗意”[6]。倘若没有在这片大地上真实生活过，是没有办法在书写地域历史的

时候如此生动的。如此书写，既体现了凝聚中国诗性文化的审美情趣，又展现了作者调用词语的得心应手。这种得心应手来自于对朝

州大地的熟悉，也来自于年深日久的自我修养。作者用充满韵味的语言完成了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经验的情感连接，使得这种

内化在基因中的记忆借由文学的方式妻续下去。

三、语言的生动性：文学叙述和历史叙述调和兼顾

《潮州传》，顾名思义，是为潮州做传。城沛传记需要兼顾历史和人文，在人、事、城三者之间找到一种内在连接，在与过去的

深度对话中厘清城市的演进历程。邱华栋在《北京传》中写道：”一座城就像是一个人，也是慢慢生长起来的，城市是一个生命

体。”☑]一座值得书写的城沛应该是鲜活的。这种生机比一个人的成长来得更加缓慢。书写者需要更有耐心地沿着历史脉络溯流而

上，在卷帙洁繁中精心筛选和取材，才不至于在史料的堆叠中迷失。选择恰当而独树一帜的文明视点，才能让一座城以其特有的姿态

被人记住。于黄国钦的潮州而言，这个视点是韩江、城墙、广济桥；是韩愈、王源、翁方纲；也是潮剧、打春、拜月娘。在不同的主

轴下以最贴合的史料为证，便可以此为支点构筑立体的城市风貌。黄国钦借用文学的想象，围绕着恰当的视点，丰富了历史的生动

性，从而调和了文学的温度与史学的厚度。

地域文化散文并不是史书的翻写，它的独特价值应该在于：“挖掘被人们遗忘的重要记忆，再现历史人物的鲜活面貌和细部真

实”[8)。谢有顺分析过历史对于散文的独特之处，他指出："对于散文而言，历史这个阔大命题的诱人之处，并不在于诉诸史料的历

史传奇和历史苦难的演义，而是在于那些长年沉潜在民间的独特段落和瞬间。这些段落和瞬间里面所蕴含的精神消息，往往才是巨大

的，震撼人心的，它与在野的文明、异质的文化、民间的传统一脉相承。”[9历史的主流固然值得书写与铭记，但是散落在历史边缘

的人物和事项也值得反复品味。文学可凭借其敏锐性与温和性，重新发现"在野的文明”中蕴含的生机，使其重绽光彩。

随着战火烽起、朝代更迭，朝州大地也随之浮沉。反元归宋的马发或是巾帼英雄许夫人自然值得彪炳史册，但并非只有撼动社会

发展的事件才允许被记住。描写摧锋军晨练时，作家看到了军营的井然有序。同时又将笔锋一转，写了同一时间没去看摧锋军晨练的

潮州人。潮州人食早糜，是生活的常态，也是潮州独特的风俗之一。士兵与普通百姓、操练和食早糜、战争与日常，都在此处平和相

容。作者并没有用宏大叙述淹没日常话语。因为其目的并非是为了歌功颂德，而是努力将当时的面貌以一种尽可能全面的方式展现出

来。于是，生活的细枝末节也被关照到。文学寻找到了历史未曾书写的暗处，拂尘去灰后为其重新上色。作者还将坊间传言、民间传

说纳入视野。这些传说虽非正史，却不失为对历史的补充：”坊间相传，昔日樟林港口有一处盛景，日：'仙人翻册'船和帆也必

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动书册，妙不可言。”[3]451口耳相传中的神秘与奇诡让樟林港口多了一份迷人

色彩。红头船造好之后，“在两侧红油上又画了黑油圆圈，如同鸡目一样。按民间的说法，船上有眼，才不致迷失航道”[3]456。民间

带有虚幻色彩的迷信往往包含着祈祷和慰藉，作者并没有对其视而不见，而是表现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透露出了深植内心的人文关

怀。此外，在叙述中，作者自然地融合了当地的民谚民谣民歌，活泼生动又趣味盎然：“凤凰山顶无日无云烟，湘子桥上无日无神

仙”3]220、”人力落，地不惰，老伯公，说好话”[3]395。极富当地特色的语言的使用给传记增添了不少亲切感，使文字也，变得可吟

可唱。作者没有在历史大潮中迷失自我，而是在史海浮沉中恰如其分地将视野聚焦于风物、风俗、风土人情之中，让如今生活于此的

人们窥探到遥远的精神印记。

为城市做传而非写史，更需要作者雄浑的笔力和宽阔的情怀，从而使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保特恰到好处的平衡。黄国钦在忠实历

史的基础上让人物都活泛起来。南宋危在旦夕，黄国钦写道：“文天祥悻悻，在莲花峰旁巨石，剑刻下终南'两个斗大楷字。南宋

版图，到这里已是尽头，南宋岁月，到这时也行将就木。文天祥有一肚子话，都倾诉在剑下的这两个字。”[3]265黄国钦的描写让文天

祥具有真实可感的温度。其中不乏个人的情绪流露，“悻悻”便是作者深入历史深处，对人物内心的深刻把握。伫立在莲花峰旁，看

到惊涛拍岸时，沉默不语，而是以剑刻二字以表心迹。作者自然地将实地考证、历史考据和个人情感融合为一。带有文学色彩的叙述

让人物鲜活，历史的呈现才不至于单调乏味。这是作者在历史事件、当代经验和自我感悟中寻找到了恰当的空间，从而为读者再现了

生动的历史瞬间。

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分析了历史和回忆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我们

也是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地位，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

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10]《潮州传》将社会生活、风物建筑、民俗人情都纳入关注视野，回溯过往，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从潮州的

文化源头开始讲述，把节奏放慢，不急不缓地将几千年悠久而丰烧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让读者看到了站在文化长河中从未消失、始

终熠熠生辉的潮州。正是作者对事件的深度梳理、对历史的反复重温、对精神文脉的不断探寻，才让文明和文化从生硬的史料中复

苏。

正如南帆所言：“来自各种历史著作的史料棱角坚硬，逻辑固定，文学话语的接收、改造和重新裁剪常常艰涩凝重。相反，来自

记忆的各种情景柔软可塑，活灵活现，仿佛与文学话语一拍即合。事实上，记忆与文学话语时常珠联璧合，交相辉映。”[11黄国钦通

过自己的话语策略，将历史化为记忆的一部分，继而被文学话语重新叙述。不论是文白结合，还是语言的节奏性，或者是在真实的史

料基础上融合生动的现实，这些书写方式才让潮州不单是当下的潮州，更是凝聚几千年文明的古城。潮州W的过往已成定局，然而正是

这别具一格的叙述，才能让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潮州人都感受到来自古老记忆的传唤与共鸣。《潮州传》无疑是在历史和文学的双重

视野下，对城市外在形象和内在温度的综合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