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在经过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效果日益明显。然而，现代化进程中潜在的问题和危

机也逐渐表露出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明显差异，使得人们对现代化（现代性）这一乌托邦理想的想象表现出焦虑、不解、悲观、麻

木等状态。作为新世纪底层写作的重要代表，蔡翔曾指出，90年代”一个有关现代性的神话开始变得犹豫起来，在80年代，曾经洋谥

过的，对现代化的热情想象乃至潜在地存有的某种乐观情结，在这个时代，已经不那么容易感觉”。这种社会现实促使中国知识分子

群体开始以个体方式反思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困境。

在文学界，继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之后，在90年代“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刺激下，当代作家以

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拥抱和书写现实社会与人生，记录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况，反思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精神世界的变迁，被誉为"新生

代”重要作家的朱文就是其中的一位。朱文的创作，除了人们熟悉的《我爱美元》《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

拿》等之外，还有《把穷人统统打昏》这个至今尚未引起学界注视的重要短篇。该文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

力，反映在现代化进程中，底层形象中存在着堕落的人性和败坏的道德，以及人们面对市井无赖的无助等，深切传达出作家对“这些

人物、行为的锐利观察和评判”。尤其是当我们将它放置在当代底层写作这一宽阔的视域中来加以审视的时候，便可以发现朱文独具

慧眼的“反崇高”色调。

一、底层形象的当代滑落

长期以来，底层民众作为社会中重要的阶层而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和资源之一。通过书写底层民众，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疾

苦，作家们可以酣畅淋离地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悲悯与同情。在琳琅满目的底层"言说”中，底层往往被塑造成形色各异的想象符号，

成为作家传达自己对世界、人生、社会、生活态度的传声筒，也成为现代性启蒙的主要对象。

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帝国殖民的时代主旋律下，底层主要被当成社会中最可怜的、最值得同情和最应该受到现代性启蒙

的阶层。他们一方面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艰辛困苦；另一方面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不讲道德。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是值得人们关注

和同情的群体。于是，五四一代作家书写底层便肩负着悲闵情怀、人道主义、忧患意识、人性吁求等诸多作者的主体精神。鲁迅《祝

福》中的祥林嫂、《药》中的华老栓，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月牙儿》中的“妈妈”和"我”等等，是那个年代最为落魄不

堪的人，他们深受封建思想、家族宗法制、帝国殖民等压迫，最应该得到人道主义关怀，也最需要接受现代性启蒙。由此，基于“哀

其不幸”的悲悯情怀和“怒其不争”的启蒙旨意便成为五四新文学作家书写底层最基本的色调。

随着现代革命的需要，至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底层测一跃而成为革命的"硬汉”形象。蒋光慈笔下的王阿贵(《最后的

微笑》)、李金贵(《短裤党》)、张进德(《咆哮了的土地》)等，都是积极投身革命的农民“硬汉”。“革命文学”通过底层书

写，不仅体现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还深刻地挖掘和张扬了底层民众的革命斗争精神。40年代，国家、民

族和人民灾难不断加深，对底层形象进行革命性的塑造，进一步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内容。同时随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传播与规训，工农兵成为现代作家倾心表现的对象，在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笔下，工农兵形象既是最干

净历练又最具革命性的形象，而赵树理的底层写作则被赋予一种极具代表的"方向性”。

即便是在20世纪90年代打着“"反传统”旗号，注重民间意识和个人体验的新历史小说叙事中，被言说的历史边缘人物，如小资产

者、商人、绅士、妓女、土匪、乡村普通民众等底层人物，在作家的暖味叙述中，传达的依旧是同情与惋惜的情愫。陈忠实的《白鹿

原》、余华的《活着》、莫言的《红高梁》、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等，表面上看是以现实主义的方法，“还原”在激进的历史

革命长河中底层人物的世俗多面人生与际遇，实际上肩负着的还是叙述者对底层民众孤苦无助生活的哀怜，其感情基调依旧延续着

“五四”以来悲悯、同情的基本底色。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思潮，因“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

现实，直面人生”，从其代表作《风景》《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等看仍然缺乏对90年代底层民众劣根性的有力揭示和现代性反

思。直至21世纪初被学界公认为底层文学经典的《那儿》（曹征路），作家也是以“发乱反正”的叙事姿态和叙事口吻来书写暗娼杜

月梅的。

然而，在朱文的《把穷人统统打昏》这一文本中，底层不再被置于让人或怜悯同情或肃然起敬的位置，他将笔触集中于一群素质

低下、品行恶劣，让人既痛恨又畏惧的人身上。朱文通过这一文本深刻地揭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底层群体的另一面国民劣根性，这种

劣根性与鲁迅在五四时期揭示的国民劣根性既似曾相识又有明显不同。在以鲁迅为盟主的现代作家国民劣根性词典中，底层的劣根性

主要包括麻木不仁、愚昧落后、冷漠自私、油腔滑调、谙于世故、自欺欺人等内涵，而朱文这个文本所发现和挖掘的底层劣根性特征

则更为复杂。

首先是以老头子一家为中心的一群，他们本是现代都市中最为下层的普通市民，体质瘦小，衣衫槛褛，生活桔据。但是，他们蛮

横无理，胡搅蛮缠，劣迹斑斑。在文本中，”碰擦”本来并没有给老头带来任何伤痛，但他们却以此为借口一次次在“我”上下班来

回的路上将"我”无端拦劫，威胁恐吓，讹诈钱财。在"我”用自行车驮着老头去医院的路上，只要言语不顺，他们便对"我”暴

瑞。开卤菜店的黑子，更是横行霸市，违法经营。瘦子们则残暴无情，在与医院附近水果难摊主争执中，不仅掀翻、打砸了水果难，

兄弟俩还完全不顾忌难主的残疾，不依不浇地让已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傩主下跪磕头。在此，老头一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心肠凶

狠、不惜手段讹诈他人钱财的恶人。

其次是以“我”和郝强为代表的下层工人。他们在普通市民眼里是有钱有势的阶层，实际上他们过的是差强人意的生活，工作上

了无生趣，慵懒无比；生活上薪酬微薄，精神空虚。他们不爱惹事也怕惹事，因此在遇到像黑子这样的社会黑恶分子威逼胁迫的时

候，只能忍气吞声，逃避矛盾；他们不敢也不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因为警察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更有甚者，

他们还自欺欺人，以阿Q“"精神胜利法”来面对威逼和敲诈。在"我”的自行车被老头劫去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终于将一部烂车

送出去，为换新车找理由；而在被胁迫送老头去医院的过程中，“我”则以“做好事”的高尚精神欺骗和麻痹自己。同事郝强甚至不

惜把一千块钱白送给“我”，劝“我”尽早尽快花钱息事宁人。由此可见，与鲁迅所批判的麻木性与奴性等国民劣根性相比，朱文笔

下的郝强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是文本细腻地描墓了一群现代化语境下冷漠无情的“看客”形象。在去医院的坡路上，"我”艰难地推着后座坐着老头的自行

车，黑子和两个兄弟却在后面不紧不慢地晃荡着膀子跟着，还像吆喝牛马一样催赶着”我”。从父辈到子辈，他们已是不知廉耻之

徒。更有一群现代社会的“乌合之众”，内心想的只是怎么从他人身上捞到一点私利，他们就像冷血动物那样冷冰冰地看着一个残疾

人被欺负被殴打，同室操戈。在瘦子兄弟暴打水果难主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没有一个站出来打抱不平，更有甚者则是落井下石，趁

火打劫，心安理得地捡拾散落的水果。

由此，在朱文笔下，在追求经济利益至上的现代化语境中，底层中出现了严重异化现象，有的为富不仁，残暴无情；有的胆小怕

事，逆来顺受；有的冷若冰霜，袖手旁观，呈现出底层形象在当代的滑落。在此，底层中有一群人已经被现代化进程中那种唯利是图

的隐秘力量所腐蚀，他们浑身散发着污浊的气息，与社会的现代化和档发展格格不入。从文学史上看，这是对底层苦难叙事传统的反

叛，它撬动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底层的一般认识和一味认同，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

二、底层叙事话语的消解

”底层'是相对于'上层而言的一个相对概念，'上层就是它的对立面，其与'上层组成一组映照的关系。不论是物质

上的底层还是精神上的底层，底层始终与'上层'处在一个关系'系统之中。当然，如果需要进一步具体化的话，在现实生

活中它更多的指向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普通老百姓'。”在现代文学史中，底层主要泛指工人、农民、城市小市民等无产阶级群

体，他们属于葛兰西所说的“下层阶级”，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因而苦难叙事成为现代以来文学书写底层的主要内容，底层民

众的生计、婚姻、家庭乃至身世等，在那些作家笔下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一副寒蝉凄切的面孔展示出来。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底层叙事往往表现为婉约、哀怨的主流风格。叙述者将自己融入底层之中，扮演着为底层代言立说的角色，

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之上，以肺腑之言赤诚地述说着动人心魄的悲情。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系列小说、巴金的《寒夜》、老舍的

《骆驼祥子》《月牙儿》等，通过文本人物那些支支吾吾的言语表达，透彻地书写了底层群体生活的难耐与无助。在那由叙述者真挚

的情感构建起来的沉闷的文本气氛中，读者被拉到“与民同甘共苦”的位置上，去体味底层”低人一等”的尴尬处境，悲悯他们的人

生际遇。现代作家不断放低自己的叙事姿势，悲哀着底层的不幸，卑恭谦让地抒发自己的人道主义情怀。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革命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底层成为应该被歌颂、被赞誉和被同情的对象，他们的反抗具有抵御封建资本主

义、帝国殖民主义和建构新型国家民族的重大社会意义，既是合理合法的，也是实现个体生命价值的必然需要。因此，在毛泽东”一

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和对人民缺点的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的文艺观的训诫下，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底层叙事主要是以激情洋溢的叙事

语言和口吻，歌颂工农兵等底层人物的杰出与崇高，竭尽全力赞美他们在现代革命运动中的丰功伟绩和凌云壮志。在这种情况之下，

是否抒写底层的战斗精神和牺牲精神，是否抒写底层的红色革命，成为衡量现代文学“经典”的主要标准。于是，小二黑结婚了，赵

树理的书写方式成为众家的“方向”。由此叙述者的自我身份也被逐一瓦解，被一种叫做”英雄”的东西牵制着，以致整个底层叙事

的文本秩序都只有围绕在表现底层的优越性下进行。“激情”成为现代作家叙述底层革命热忱和革命积极性的关键词，甚至成就了现

代以来文学的一种"激情”美学传统。

但在朱文这里，底层并不都是值得同情的，底层中的一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劣根性让人痛恨，恨不能将他们"统统打昏”。

朱文在《把穷人统统打昏》中颠覆了以往作家在叙述底层时的低姿态，他借助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描墓了90年代底层市民的生活状貌

和精神世界，而辛辣、刻薄、尖酸、粗暴的话语词藻，则表达了叙述者对顽劣底层的极端不满和自我内心的痛苦情绪。其叙事语言摒

弃了现代尤其是延安文艺以来那种或斗志昂扬、精神振奋，或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审美体验，变为一种缓慢却又不失尖锐的带有强

烈个性批判特征的语言。仅从作品题目上看，"把穷人统统打昏”就是一种粗暴的日常生活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种“粗暴”却又指

定了文本叙事的情感基调，是作品主旨意义上的直接表露，也是叙述者叙述声音和叙述姿势的直接呈现。在此，作者不是以恨铁不成

钢的悲悯情绪来书写和表达自己的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而是以破罐子破摔的叙事姿势对待芸芸众生中那些顽固不化的群体及其卑劣

的行径。在简单而粗暴的叙事中，彻底消解我们对底层形象的惯性认识。

其次，叙述者以极其冷酷、解构式的叙事姿势描述底层的生活真实，而不是抒发和表达自己的怜悯之情。作者描写这些人生活上

的窘迫，如老头子一家人衣着不合身，体魄消瘦，缺钱，缺乏医疗保险，抽着劣质香烟等，仅仅是底层外在形像的一种展示，一种底

层身份标签的明示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底层人物在朱文的笔下更像一具具煞白的僵尸，更像深山老林中的幽灵，让人无处遁

逃。而叙述者只是展示他们的真实形象，厘定并表明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落魄与窘困的生活与叙述者无关，不值得浪费悲悯与同

情。相反，叙述者还要想方设法摆脱他们的无理纠缠，与之博斗。在这样冷静甚至有些绝情的描绘中，以往留待在读者记忆中的崇高

的底层形象被拉下了文学的神坛。简而言之，冷静与绝情，可以说是这个作品最为鲜明的叙事特征。

三是以白描的叙事技巧完成了对现实生活全景式的模仿，还原了底层形象甚至整个社会中那些不可救药的丑陋面影。朱文曾说：

“我希望小说是活的，灵动的，希望自己在作品本身的流动和小说家控制之间取得一种谐和的关系。小说文本的呈现，如同生活的流

动，在这个过程中，小说家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比较反对那种十拿九稳的、江山尽在指点的叙事。”因此，在朱文的诸多作品

中，我们总能感受到他书写生活的“流动”性。作品《把穷人统统打昏》，因在线性叙事中拉拉杂杂地加入许多与“碰擦”故事之间

几乎毫无关系的叙述者用自己的“余光”所见所闻的故事及其判断，造成了一种散漫的似是而非的“散发式”的叙事结构，无形中完

成了对崇高底层、以底层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的消解。在这种意识流式的叙事之中，朱文的反崇高带上了强烈的后现代意识

在作家这些"多余”的叙事文字中，一个个不和谐的画面解构了严密的叙事传统，时时刻刻给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有学

者指出，"结构关系上的陌生化组合带来意义的变异，而这种陌生化组合的基础是对读者阅读心理上的惯性轨迹的背离。”对于朱文

而言，这种背离，就是要打破读者欲从作家的侧面叙事中看到底层尚有值得同情和可怜的那一面的阅读期待。如文本开头那段关于

“轮子”的叙事，以及文末关于“我”和小齐差点弄巧成真的婚事的叙事长文，表面上看不够严肃，实际上是有意为之，作者就是要

在这种散漫的结构和缓慢的节奏中还原底层形象，消解包括“我”在内的堕落的底层。因此，“美”在朱文这里不可能存在，而

“丑”却充斥在人们生活中。朱文在这里无疑是以审视现时底层人中丑陋的行径为出发点的，从以往的审美传统到解构式的审丑发

现，在文本形式和内容上完成了发现生活美和体验生命价值美的解构。

三、现代性启蒙的焦虑

康德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

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

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底层叙事，主要以激发人们运用理智的勇

气和个人的自我觉醒为旨归。在现代性启蒙之下，底层民众积极参与到中国现代革命中来。经过长期艰苦卓绝奋斗，底层顺利地从封

建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重压中摆脱出来，一跃而成为国家和民族的主人。这是“五四”以来现代性启蒙的最直接、

最显见的成果。

20世纪9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工业化成效日渐显现，"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全球化

大大加快了从传统乡土中国到现代城市中国的行进步伐”，一系列新现代性事物”以加速度、全方位的方式彻底改变传统乡土中国的

自然、社会与精神生态”。在这一历史性剧变中，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冲突也日益明

显，唯金钱至上、投机主义、道德沦丧等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和谐音符，逐渐显现出来。底层民众已经不再是最具革命性、最干

净、最纯洁的形象，也不像《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那样为日常生活琐事所围困而令人揪心，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变得无法无天，其劣根

性在盲目的物质追求之中暴露无遗。另一部分底层民众则成为这个现代社会中的“隐忍者”和"乖乖者”，他们甘愿被前者宰割，以

求暂时的安宁。社会现实变得复杂、多面和令人费解，暗含着种种怪诞、荒唐与悲哀。正如朱文曾指出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总

是处在一个不真实的生存环境里。人们已经从血液里接受了一种实际上十分怪诞的生活，不再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此基础之

上，人们建立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明天。很多切肤之痛在一种虚幻不真的氛围中被淡化了，或者完全被涂上了一层保护色。你甚至没

有机会感觉到你白己的真实存在，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因此，他的小说创作就是要"针对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麻木隔绝的

状况，向人们提出自己的提醒”，表达自己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畸形现象的忧虑和反思。

在《把穷人统统打昏》中，朱文的现代性启蒙焦虑首先在于，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以及一个现代性社会中，我们该如何对行为恶

劣且又不思悔改的底层小众进行新的启蒙？如果说在现代时期，现代性启蒙的旨意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主权的完整，以及人

的自由和解放的话，那么在当下工业文明进程中，面对那些品性阴毒的"穷人”施展各种无理、违法行径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对

待？我们的现代性启蒙该如何继续前进？朱文在此提出了一个社会显相和现代性难题。在文本中，瘦子们并不是不懂法，不怕法。问

题在于，瘦子们根本就是一群无赖，他们钻法律的空子，以地痞流氓自居，让“我”这一类人根本不知道如何对付。正如文本叙述

的，只要你还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地盘”，你就拿他们没有办法，而代表和维持着社会公平正义的警察，似

乎也对他们束手无策。瘦子们的嚣张气焰，让"我”只有想到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底层"统统打昏”。然而把他们都"打昏”又并非解

决问题的最佳选择，因为以暴制暴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

文本最后，“我”还是只能借助暴力才能与瘦子们相抗衡。在这种结局中，朱文想要表明的或许是，既然对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

的以瘦子为代表的社会闲杂人员，我们已经很难真正完成现代文明的启蒙，那么，不如将他们都“打昏”！同"怒其不争”和“哀其

不幸”的底层叙事传统相比，朱文在此无疑是另一种含着泪的尖锐批判。叙述者并不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叙事姿态书写瘦子们，而

是看到了启蒙背后的另一层阴影，即受到了现代启蒙的以瘦子们为代表的底层变得聪明起来，然而，他们却将自己的聪明使用在如何

对别人进行敲作勒索，如何耍赖和谋取不义之财上。因此，与其费力对这些人进行现代性启蒙，不如将他们都“打昏”。这种破釜沉

舟式的“反抗”，让我们看到了在现代性面前叙述者那极度焦灼、痛苦、无奈、忧伤、激愤的复杂心理。朱文还提醒人们，经济社会

固然已经到了相当高的发展程度，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却还是一条漫漫长路。因为，法律制度如果不能让犯罪分子和社会无赖产生敬

畏，就说明它还存在不健全的一面。朱文提醒我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底层那种奴役别人的本性也在滋长，他们的现代法律意识是

那祥淡薄，现代法治、公平正义和现代伦理等在瘦子们那里已经被严重践踏。

朱文的现代性启蒙焦虑和反思还在于，在这个暗流涌动的现代性社会之中，以郝强等人为代表的底层群体又该如何完成自我启

蒙？该如何提起自己的“勇气与决心”来运用“自己的理智”？小说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对郝强们的懦弱无能、胆小怕事和奴性思维进

行深刻的反思。它站在现代社会视角之上深度揭示和批判了人们对社会黑暗势力的妥协与逃避，进而通过“我”的极端反抗方式深切

地指出，在关乎人的尊严面前，我们应该勇于激发自己的反抗力量和潜能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同时挖掘和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随遇而安、遇事逃避、逆来顺受的劣质传统。因为人们的反抗与否、启蒙与否还关涉一个文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良好秩序。从某

种程度上讲，老头子一家的嚣张气焰正是在郝强等人的步步忍让之下"惯养”起来的。如果每个像郝强和"我”这样的人都能团结起

来勇敢地运用合法的手段与之相抗，那么就不可能任由瘦子们如此长久地为非作歹。在是否按照瘦子们的要求积极地进行赔偿问题

上，“我”和郝强之间曾经进行了激烈的论争，郝强等人不惜将自己最后的存款借给“我”，苦口婆心地教唆"我”花钱消灾，但

”我”最后还是把钱退还给了他们，决定孤注一掷把“穷人”们"统统打昏”。文本的这种张力指示着我们，所谓“忍一时风平浪

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固然好，但是委曲求全的忍耐并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途径。文本让”我”不顾性命安危，"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也要和瘦子们搏斗一番，标示着文本对郝强等人的盲目忍让这一国民劣根性的尖锐批判。作者以极其强烈不满的“情绪”作为一

种独特的叙事姿态，对郝强们自甘堕落和自愿被奴役的行径进行尖锐的批判。

此外，小说还对现代经济社会中底层群体泛滥成灾的性意识进行了深切揭露、嘲讽和批判。陈晓明曾指出，“性对于朱文是一个

支点，一个阿基米德式的支点，他只需要这个支点，这本身说明我们的文明确实有薄弱的地方。”在电厂里，小齐是一个离了婚独自

抚养孩子的女人，她实际上是另一种底层而应该得到同为底层人的人道关怀。然而，小齐在电厂里却甘于成为四十岁左右男人们的调

戏对象。男人们调戏小齐是出于性的冲动和幻想，而小齐甘愿被调戏，则是出于上班迟到不被批评。这里表现的是一个趋利避害、奸

作狡猾的底层群体。而电厂就像一个社会的缩影，最基本的传统伦理道德被班长们无情践踏。相对于瘦子们来说，班长和车间主任们

应该算得上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然而，他们像禽兽一样玩弄着手中的权力，印证了"教育得再好也是个流氓”那句口头禅。他们

手握权力，吃饱穿暖，思想却变得那样龌龊与肮脏。而小齐的自甘堕落，则显示了底层女性想要在这个男权主义依旧盛行的现代社会

立足是多么艰难；即便是在现代社会，女性要想拥有体面的生活得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最基本的尊严都可能丢失。大而言之，小说

的性欲望叙事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性自觉意识在现代社会已经遭到严重扭曲。

结语

鲍曼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的是一种“秩序”，它的反面测是“混乱”。也就是说，如果缺乏一种合理的秩序，那么这个社会实

际上就不具有现代性意义。在朱文的《把穷人统统打昏》中，从大卸坡到电厂呈现出来的都是极其混乱的现实。大卸坡上的瘦子们主

要呈现的是一种残暴的混乱，而电厂则是人心的混杂与异化。朱文以现实主义白描的方法还原生活，其旨意主要在于提醒我们，虽然

从物质层面看工业化进程畅通无阻，然而这一进程中伴随着许多并不那么和谐美好的东西，工业文明实际上是那样“薄弱弱”，在20世

纪90年代，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哈贝马斯语）。同时，虽然90年代正处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但我们并未完成启

蒙的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文将底层放置在现代社会中进行叙事和考察，重新发现了“"现代性的后果”（吉登斯语），并对其进行了辛

辣的批判和嘲讽，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启蒙逻辑。它与20世纪末以来的新“现代性启蒙”关怀又是异曲同调的。而他对底层锐利的审

视，也让我们看到了底层中的另一副面孔。《把穷人统统打昏》的底层叙事与现代文学尤其是延安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底层叙事的最大

不同在于，它不再盲目地为底层立言，而是以客观、冷静的姿态观照时下底层民众中存在的劣根性。因此，《把穷人统统打昏》正如

一面镜子，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扫描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灰暗与邪恶。20世纪90年代朱文的这种写作，显然并不是简单地"反崇高”，

而是在现代社会空间中重新检视底层民众劣根性，在中国文学绵长的底层叙事史中具有更为深远的叙事意义和价值，学界应该认真对

待朱文的这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