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梳理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与翻译文学的基本关系，是为确立各类文学在文学体系中的地位。同时，在明晰三类文学的作用后，为各国文学发展指明方向，在翻译文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创作与突破中，重视各类文学对文学发展的积极影响。
1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概念
1.1 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见证着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中，文学几乎与历史同步发展。文学以历史背景为依据，通过文学创作与艺术方式反映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现状[1]。小说、诗词歌赋、散文作为中国文学作品的主要形式，如明清时期，小说题材的作品居多，且内容侧重以映射朝廷腐败、社会矛盾，抒发创作者明珠蒙尘、社会黑暗等苦闷、压抑的情感，表现风格带有浓厚的趣味性、传奇色彩等。此外，各类作品可以用文字、语言展现和映射社会生活实际，使读者在熟悉的事物及人物描写中产生熟悉感、归属感，增强读者对作品的认同感。
1.2 翻译文学
翻译文学的本质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使用另一种语言传递原作意境，使读者通过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译文，感受文学意境、艺术享受或哲学思考，体会不同国家、时代的文学作品的别样魅力。在翻译文学作用下，读者可在多国文学作品欣赏中，拓展阅读视野，提高文学素养，或是根据自身能力培养需求，在原作中获取自己所学的知识技能。但是，翻译文学对翻译者的母语素养、文学功底、语言能力有着较高要求，需要翻译者在掌握原作文学风格的基础上，深入了解作品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政治背景，保障文学作品翻译的文学性。
1.3 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指中国文学外的各国文学，分布全球各地，也是在各国社会发展中产生的文化载体。与中国文学相同，各国文学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国外社会发展中构建成完整的文学体系，外国文学就此产生并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展示着各国历史变迁与社会生产实践建设水平，以及不同历史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2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特点
2.1 中国文学特点
在文学发展进程中，文学特点不断凸显。在各民族文学作品创作和传播过程中，中国文学作品体系的内容和内涵更为丰富，并持续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注入新活力。然因创作者所属民族、成长环境、社会经历不同，作品特征亦呈现着明显差异性。整体而言，中国文学作品特征中的民族性尤为鲜明，且语言文字意象生动形象，可给予读者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2]。此外，在漫长悠久的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文学作品均带有浓厚历史性、文化性、民族性，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见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中国文学体系中包含大量的文学流派，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诗歌创作中的豪放派、婉约派、公安派等。
2.2 外国文学特点
外国文学总体较为突出的特点为时代性，这意味着外国文学在不同时期的文学特征区别较为明显。以古希腊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为例，古希腊文学诞生于氏族社会、奴隶制社会的过渡时期，具有人本色彩鲜明，命运理念突出，文学作品怪诞夸张，种类繁多，题材新颖等特点；而浪漫主义文学起源于18世纪末，强调主观情感，作者会通过想象力抒发情感，同时会赞美大自然，善用离奇情节和对比手法，并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2.3 翻译文学特点
翻译文学有其整体性、艺术审美性。译文是对文学作品的“再创作”，读者在阅读、欣赏文学作品时通常会评估该作品整体的艺术审美。因此，翻译文学更为强调译者对原文情感、文字内涵、风格、价值思想的还原与传递。如法国释义派理论表示：“文学作品中各篇章所包含的相同词汇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含义会有所差异。”翻译文学发展过程中，译者大都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利用译文的整体性突出其文学价值，便于读者准确理解文章内涵[3]。文学作品本身具有较强的艺术审美性，彰显着文学家的人生价值观、社会经验、个人风格等。受语言差异影响，部分译文在多种因素作用下会产生独立的艺术审美特征、文化内涵等文学现象。
3 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探析
3.1 融合关系
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品是相互融合、相互存在的关系。译文则是中国文学传播、引进外国文学的主要渠道。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译文现象繁荣至今已有100多年。中国文学在发展变迁中，同样也为译文提供翻译资源、翻译对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丰富了中国文学内容，同时在文学界分析译文的基础上，重视译文对中国文学发展的继承和创新的重要性[4]。通过译文、中国文学的相互衔接，译者将翻译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并坚守译文在进入中国文学领域与阅读者视线前，力求译语文字的本真与本味，以此还原、保留原有的文学形态，将其融入中国文学体系中，助力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
3.2 渗透关系
译文作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相互转换的媒介，在文本翻译过程中，作品的思想观念、人本价值被渗透在中国文学的创作理念框架内。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家在文学作品创作时，可以借鉴或模仿，从不同视角考察与思考世界，应用世界性价值观、创作方法等，创新中国文学语言，突破固有的中国文学创作模式[5]。在电影剧本《There is no place for the elderly to rely on》的翻译中，译者以翻译为媒介，介绍美国西部地区人们生活窘迫，物质资源匮乏及当代人价值观的流失，根据社会背景阐述“老无所依”的主题。译者用中国文学语言渗透外国黑暗社会，表现出暴力社会环境中人类的渺小、命运的流离，将影片中人物的独白进行本土化翻译，最终塑造成经典独白的再创造灵感与思悟，同样助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
3.3 促进关系
译文学者大多受本土文化熏陶已久。翻译文学作品时，译者通常会在深入领悟本土文化的基础上对异域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或在适应本土文化的前提下传播中国文学作品。译文通常会局限于中国文学体系或外国文学体系中。翻译文学、中国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同样对彼此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中国文学作品创新、创作模式突破后，会直接影响翻译文学作品的产生及艺术审美效果[6]。《阿甘正传》译作中，“Stupid is as stupid does”通常会被直译为“愚蠢就是愚蠢”或“傻人做傻事”。但是在联系中国文学特点、中国社会背景、文化习惯后，译者将其译为“傻人有傻福”，使作品审美性、艺术感贴合中国文学实际，发挥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实践价值。
4 外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探析
4.1 相互借鉴，和而不同
世界文学范围中，文学家有国界之分，文学作品则在全球化社会中传播。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时间、空间对文学传播、推广的限制被打破。在各国文学作品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背景下，中外文学相互借鉴的关系格外明显。翻译文学可满足各国读者不同的阅读需求，并给予读者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提升文学素养。中外文学的创作，均能根据译作相互借鉴，改变固有文化形态，创新文学模式。各国译作含有的价值理念、人物呈现方式、语言文字表达方法均会在文学创作中渗透新理念，促进中外文学的各自发展。
此外，中国文学作品是对社会思想意识的直观呈现，民国初期，国内诞生的通俗市民文学明显不利于国内文学革命、公众思想意识的提升。为此，国内翻译文学者、文学家们大量翻译王尔德、屠格涅夫、易卜生等优秀外国作家的作品，将《玩偶之家》《贵族之家》等关于婚姻、爱情、家庭的思想引进中国，引导中国人民自主追求婚姻、提倡婚姻自由。在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下，中国文学作品创作时更为强调婚姻自主思想的描述，推动着近代中国文学的发展。
4.2 相互促进，和谐发展
4.2.1 外国文学理论的产生，为中国文学转型、演化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全球化到来后，外国文学、外国文学理论在翻译文学作用下被引进中国，开始间接或直接地推动着中国文学思想的解放，对中国文学创新发展起到一定催化作用。由此可见，外国文学大批量地流通，虽会对中国文学产生冲击，但同样对文学思想解放具有引导作用。如在外国文学作品流入后，中国文学告别传统的“伤痕文学”，产生一系列“先锋文学”及“寻根文学”，且在文学翻译作品、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的运用中，中国文学快速进入世界文学体系中。
4.2.2 外国文学在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同时体现着对后者的影响
如中国传统小说创作，创作者通常采用“文言叙事”的语言模式。近代小说体系中，小说阅读对象为平民、大众，则采用更为浅显的语言描述，且在后期直接翻译为白话文，以此实现小说的流传与推广。此外，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推广中。德国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文学创作中曾对中国文学作品《好逑传》进行深入探讨；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所创作的L’Orphelin de la Chine是由中国杂剧《赵氏孤儿》改编；德国戏剧家、诗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创作，对中国京剧尤为感兴趣，均可见一斑。
5 结束语
社会、语言环境、政治因素、经济水平是影响文学创作的主要因素。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均属于时代发展、历史进程的语言产物，反映社会进步、世界格局的变化。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相互借鉴与促进的媒介，其与中国文学同样具有相互融合、相互存在的基本关系，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利用文本翻译，用另一种语言文字呈现文学作品的内容。同时，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在翻译文学作品传播中，将不同社会环境衍生的文学载体，渗透在对方的文学体系中，为各国读者阅读、文学家创作给予不同体验。因此，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外国文学是相互发展、相互促进的基本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