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林欣的《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20年版)是一本开拓之作，其论域既承接五四新文学的文化与现代性，同时又富于启迪性，将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路从时间的文化历史研究范式转向空间的文化地理，其研究的维度为大文学。其中，对“河流文学”这一概念的厘定、理论框架的建构、作家与作品的列举无不体现严谨的态度与拓展的精神，就其学术理论价值，当为后来研究者的知津之作。
在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中，对河流的观照主要依附于“水文化”“水意象”的研究。对河流文学的专题研究，属于中国文学批评空间的细化与拓展。汉代陆机《文赋》曰：“必所拟之不殊，乃暗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1 蒋林欣在中国河流文学研究中，自觉重视承续前贤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见。该书的基本框架为：提出河流文学作为新论域的重要价值、中国河流文学的现代转型、现当代河流小说概观、现代河流文学名家风采、丰富精彩的河流内部风景、多维并存的河流外部话语、河流文学与现代性焦虑。如此，既可分别成论，又可为一个有逻辑顺序的有机整体。其中，有一条潜在的主线，即承续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上而建构的河流文学研究，继而延展于中国当代文学之河流文学研究。该著在研究的理论、研究的承续、研究的跨界以及研究的延展等诸多方面均颇具独到之处。
一、研究的理论：河流文学的空间生产
“乡土小说对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作用巨大。”2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一个定评，亦明确了乡土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正宗地位。这就表明乡土文学既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也是主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蒋林欣发现：“在对中国河流文学整体概貌的了解、分析的基础上……现代河流文学书写具有转型意义，而且文本丰富，主要集中在小说这一文体，小说是现代乡土文学的主要载体，也是现代河流文学成果最丰的文体。”3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将乡土文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以“河流”为关键词，“为重新观照乡土文学寻找新的路径”，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自觉承继与开拓，专著重点探析了乡土空间是如何生产出河流文学的。
(一)乡村空间中的河流文学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对乡土空间做了界定：“‘乡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地理空间而存在，更是一种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人文、制度等因素的文化空间，是特定区域里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特质的综合体。”3 如此划分，显然受到了列斐伏尔的“物理空间”“精神空间”与“社会空间”划分的影响。不过，在此基础上，又加载了社会身份的认同，指出“‘乡土’不仅仅是实在乡土，也是一种象征，文学家的一种想象，是现代身份认同的载体。更是人们对家园的渴望、乡愁的寄托，对文化、民族之根的寻找”3。在此阐述的基础上，作者建构了“河流是流动的乡土”论点，探析了“河流因其流动性而具有灵性与诗性，是最富于诗意的乡土空间”，3 进而分析“河流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可属于城市又可以属于乡村，具有‘媒介’的作用，是最具有弹性的乡土空间”，3 最后指出“河流既是相对独立的乡土空间，又与陆岸相连，具有独立性，依存性和开放性”3。如此将河流与文学关联，逻辑清晰地论证“河流”这一独特的乡土空间，作为文学产生的物质空间与精神空间，本身也在不断地产生“空间生产”空间。“河流”作为一种自然空间，又是处在不断“人化”的过程之中的，因而它既属自然空间形态又属社会空间形态，在此之中创作出来的“河流文学”，其明显特质便为其空间生产的特质。
另外，在论述“河流”这一独特的乡土空间时，作者还专门讨论了“作家的生命意识体验彰显河流意识”，富有创见地分析了作家个人童年记忆与体验。河流意识、文学家主体在不断流散迁徙的过程中与河流发生紧密关系，均以作家个人对“河流”这一独特的乡土空间的体验与述说作为实证，论述了河流与文学家的人地关系与“恋地情结”。
(二)乡土空间“媒介”城市空间
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观点，《中国河流文学研究》特别指出“河流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既可属于城市又可以属于乡村，具有‘媒介’的作用，是最具有弹性的乡土空间”3。可见，乡村空间“媒介”城市空间，反过来说是城市空间“媒介”于乡村空间。“而‘河流’就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现代乡土空间，它的流动性、诗意性、媒介性等都为现代乡土叙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国河流文学也随之出现了现代转型。”3 为了清晰地解析中国河流文学的现代转型，作者又自觉上溯到民国“乡土文学”是如何产生的，进而将“河流作为独特的现代乡土空间”，提出了河流是乡土空间的系列观点。4 作者以极强的建构能力，准确、细致、具体地概括出“河流”作为独特的乡土空间的种种属性。如此逻辑严谨的概括，对于河流文学研究具有可供操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由此可以解析河流与城市的关系、河流与城市文学的关系以及河流与作家的关系。亦如成都之于锦江与岷江、重庆之于长江、上海之于黄浦江与长江等；相关于现当代小说家及其作品，如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王火的《战争和人》(三部曲)、金宇澄的《繁花》等。
当然，《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所指的“乡土空间”，是采用物质性的地理空间与精神性的文化空间来划分的。如果能借“自然的空间”“再现的空间”与“空间的再现”来划分“乡土空间”，亦可以转换视域，或更为清晰地从历时与共时性来凸现和解析文学是如何重新塑造河流作为独特的现代乡土空间的景观，以及中国河流文学是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当然，亦要警惕诠释过度对于整体建构的遮蔽与解构。
二、研究的承续：河流文学的源头与文本
中国小说的现代学术研究发端于民国，首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元命题为“小说之渊源：神话”5。《中国河流文学研究》亦承继认可此观点。为了在文学史的长时段中观察与探析“河流文学”的源流与概貌，专著从神话学视域，以大禹治水的“洪水神话”为中心，通过对《山海经》《淮南子》《尚书·尧典》《诗经》等相关文本的呈现与比对，清晰地探析了中国河流文学亦起源于神话传说。
(一)河流文学的源头确定
中国河流文学最早的作品应为大禹神话传说。大禹半人半神的洪水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国远古社会的基本特征，亦为中国农耕社会的文化基因。鲁迅有论：“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5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开篇便探析“大禹神话传说”，可见其研究是对五四文学理论的承继与拓新。当然，对于中国河流文学之神话传说，还可以从不同视角加以细化，如《尚书》《左传》《水经注》等史志中的大禹，《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中的大禹，《诗经》《楚辞》等诗歌中的大禹，以及洪水毁灭人类母题与兄妹婚配再殖人类母题6，等等，中国河流文学的神话诗学还可以书写下去。
(二)河流文学的文本厘定
作者在第一章《河流文学：一个新的论域》中专题探析“文学重塑了河流景观”，实际就是在探讨“文学如何建构了地理景观”，此为《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又一重点探析的论域。文学重塑河流景观，是在审美经验上再现，即随着空间与时间的出现而出现。在审美经验里，“先验的想象预示着经验的想象，使经验的想象成为可能。先验的想象表示再现的可能性，而经验的想象则说明某种再现有可能是意指的，有可能纳入一个世界的再现之中。”7 此章的论述清新鲜明，贵在独创，的确开启了一个新的论域。作者还论述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地理性专著，被誉为中国山水文学的第一座高峰。然而在此，值得与作者商榷之处为，倘若从文学视域观察《水经注》，即从文学的叙事、抒情及审美三元性衡量其中某些篇章，便能区分出地理文本与文学文本。如《水经注·卷三十四·江水》：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8
郦道元是北方人，长江三峡是他毕生足迹未到之地9。对于郦道元来说，“想象力是世界的创造者，理解力思考自然而想象力则开拓一个世界”10。如果加以深入探析，就会发现河流文学是如何在一部地理专著中通过理解、想象、书写，而最终生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关于空间的地理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分与厘定。推而论之，在整部中国神话传说中，也有一个关于时间的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区分与厘定的问题，值得探析与讨论。
三、研究的跨界：河流文学研究与大文学视域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研究视域的跨界，将河流文学研究置于大文学的视域里来考察。
(一)大文学视域中的河流文学
学者杨义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时指出：“以大文学，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生命过程，就必须开拓文学的地理学、文学的民族学、文学的考古学、文学的文化学，以及我十几年前就开始提倡的文学图志学。”11 蒋林欣的《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在对过往的河流文学的文献进行综述之后指出：“现有研究成果对中国河流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河流书写还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和研究，关于‘河流文学’或‘文学中的河流书写’这个课题还有许多盲点和可以开拓的空间和视角。”12 因此，她在研究中特别从文学地理学视域，将河流作为独特的现代乡土空间进行专节探析。她认为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上的乡土，都是一种物质性的实实在在的地理空间；但另一方面，“乡土”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性地理空间而存在，更是一种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人文、制度等因素的文化空间，是特定区域里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特质的综合体。她进而认为，乡土就是这样具有社会文化功能，联系着人们多样的复杂的情感，负载着人们的生命、生存体验，这就超出了物质层面的意义，在现代语境中乡土是个体、群体、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与依托12。细读此节的论述，可以发现这样的逻辑：乡土—物质性地理空间—人文性文化空间—具有社会文化功能—个体、群体、民族身份的认同标志与依托。这样的论述是自觉地从大文学的视域，包含文学地理学、文学文化学、文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对河流文学研究进行探析与论述。
(二)河流文学的内部与外部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对于河流文学内部风景的描述，涉及船、桥、河街、码头、渡口等，这就极大拓宽了河流文学的内部视域。在河流地理空间里的人文风情与河流地理空间里的人物情爱的小节里，作者更多是从文学民俗学的视域展开的。对于河流文学的外部话语，专著主要探析了河流的政治话语、文化话语和宗教话语等，视野广阔。但在涉及民族题材的河流文学时，尚缺乏深入细致的具体探析。若是能引入文学民族学的视域，便可拓宽研究的指向性。如在当代民族小说《沃日河谷的太阳》里的那条仅有75公里长，却有千米落差的沃日河谷，其间的少数民族地区河流内部与外部景观，亦是相当独特的。
(三)河流文学的南北地域
河流地理的南北空间与文学风格的南北特征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1800年出版的司达尔夫人的《论文学》是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最早的理论著作，这部专著里有专门讨论南北地理文学的章节。司达尔夫人指出：“我觉得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一种来自南方，一种源出北方，前者以荷马为鼻祖，后者以莪相为渊源。”13 对于河流地理空间的自然景观，蒋林欣已经意识到，“纵观现当代中国河流文学文本中的河流自然景观，首先就有南北之别。”14 作者将中国河流划分为北方河流与南方河流。北方河流的代表为黄河，主要特征为雄浑、壮观、激情、沧桑、哀恸、暴戾等；南方河流的代表为长江，主要特征为绮丽、优雅、哀痛、阴暗、浑浊、肮脏等。作为河流文学作品，黄河文学作品与长江文学作品，各有千秋，彼此颉颃。
在这个视域里，不仅有中国文学理论，如《汉书·地理志》《隋书·文学》、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梁启超的《中国地理大势论》、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等，还有外国文学理论，如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气候与地理对社会的影响、对人性的影响，司达尔夫人《论文学》的南北地理文学论等。当然，《中国河流文学研究》亦注意到这样的关系，然而对此探析尚可以更为详尽与具体，如将黄河、长江之典型河流地理空间与南北河流文学风格加以详解，可阐发出新的创见。
四、研究的延展：河流文学与现代性
(一)河流文学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在第三章里分别从历时性与共时性角度论述了中国现代河流小说。历时性为参照现行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的“五个阶段”，大致勾勒出各个历史阶段出现的河流小说名家。但在参照对应时，也努力勾勒出河流文学的特征。当然，此处的概观显得有些简单与欠缺分析。共时性体现在选定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河流小说名家进行介绍与分析。比如沈从文之于沅水，是田园牧歌型；刘绍棠之于大运河，是北方乡土型；高建群之于渭河，是史诗型；苏童之于江南河流，是隐喻象征型；王安忆女性作家的河流观照，充满了神话与理想色彩；等等。这就实证了作家、作品与河流的景观及恋地情结，是相当详尽与精彩的，此亦为专著的闪光点。
(二)河流文学与现代性
“现代”与“现代性”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未完成式。《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河流文学”三个维度的论述，即现代离散社会里的家园牧歌、现代启蒙视域中的乡土批判、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生态忧患，集中地探析了河流书写中的现代性焦虑。这无疑也是对于五四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自觉承继与开拓。
学者李欧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说：“中国学者之所以重视当代是有其原因的，我们仅以90年代来说，它代表了这四五十年来整个历史潮流的积淀，包括历史的潮流、民族国家的潮流、现代性文化的潮流等等。这些东西都摆在这里，用什么样的理论才能够将所有这些潮流进行描述，并使之表现出来呢?他们很自然就想到后现代性的理论。”15 当然，这样的“选择”受到时代、环境、批评者等诸种因素制约，尤其受到文化传统与社会政治的制约。因此，《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对于现代性的焦虑与延续，主要在家园牧歌、乡土批判、生态忧患三个层面展开。在现代断裂的、离散的社会里，河流文学所包含的“乡愁”是对传统家园的失落与追忆，河流文学所形成的“孤独”是现代作家对于现代城市文明的不适，河流文学的漂流是现代作家于抗战、流亡的不定，以及河流文学在现代进程中对传统文化的追思，等等。所有这一切指向现代性对传统的解构与扬弃。如此概括，也表现了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与焦虑。而这样的反思与焦虑，亦与五四以后的文学批评一脉相承，然而又是有所拓展与创新的。
河流首先是一种自然地理空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文明日益侵蚀着河流以及河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风土人情，因而生态忧患也成了作家们的集体焦虑。16 实际上，中国现当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于河流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与风土人情的毁坏与解构，让中国河流与河流文学常常出现一种悖论的反映模式，即对河流生态状况的担忧与河流文学的“桃花源”式描绘。《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在论述了现代作家与作品对于河流的忧虑与怀念后，又以当代作家苏童的《城北地带》《舒家兄弟》《南方的堕落》《河岸》、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关仁山的《麦河》、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为例，在对当代一系列作家作品关于河流的焦虑进行实证之后，概括性地认为，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河流充满着“忧虑—焦虑”的模式。在“忧虑—焦虑”的模式后面，隐含着作者意识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文化遗传基因，以及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于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的强烈呐喊：现代河流书写自起步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文本长河中，不管是离散社会里的家园牧歌，还是启蒙视域里的乡土批判，或是现代文明侵蚀下的生态忧患，都凝聚了现代以来作家们深刻的忧思，属于现代人的情感与书写范式，现代性焦虑是其中一贯的主题和旋律。16
这样的“呐喊”不是社会政治化的图式或主题先行，而是作者作为学者对于研究对象的深思与具体考察后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实证过程充分与逻辑分析严密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是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结论。这亦表现出作者作为女性研究者的细腻与缜密。“河流文学与现代性焦虑”仍是一个开放性课题，亦如“未完成的现代性”一样，它将在承续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传统基础上，从“河流文学现代性”向“河流文学后现代性”转向。在此维度上可以说，《中国河流文学研究》具有启新的意义。
结 语
总之，《中国河流文学研究》有着较高的理论价值：一是突破了以往文学理论建构的范式，重点对河流地理空间生产中的河流文学进行探析；二是承继了五四文学研究的传统并有所拓新；三是跨界进入大文学视域，对河流文学进行探析而多有新见；四是探析了河流文学与现代性问题。如此建构中国河流文学研究理论，对于中国文学研究来说无疑是有新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