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巍:蒋老师您好!您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也是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您对当下网络时代的外国文学经典的阅读和课堂教学有什么看法?
蒋承勇: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量和速度都在急剧增大，从阅读方式的角度看，“屏读”逐步成为人们的主要阅读方式，传统的“纸读”在人们的阅读生活中有日渐淡出之势。当然，“屏读”常常被称之为“碎片化”的浏览式阅读(肖娴、陈元飞，2020:49),从知识掌握的角度看，缺乏系统性和文本理解的深度，因此不少人对此种阅读方式表示忧虑。在此，我首先谈谈对网络时代不同阅读方式的一点看法。
我以为，总体上看，有深度、系统性的阅读——主要指传统的“纸读”应该大力倡导，不过对碎片化的“屏读”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忧并给予太多的批评。一方面是因为“屏读”基于充满活力的网络新技术，因而有其不可抗拒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阅读方式事实上也未必都毫无益处。更关键的是，在网络时代，人的心境已然回不到过去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悠然，人们通常都追求在单位时间内阅读的便捷和效率，这显然与快节奏时代人们追求高效率的心理相契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简单拒斥网络时代的新型阅读，倒是应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让新型阅读有效地成为传统阅读的补充乃至延展，或者说让网络技术去承载、点化或改造传统的阅读，使未来的人拥有比过去更丰富而有效的阅读方式。
近些年来学界不断发出 “经典重读”“经典重估”“回归经典”的呼声，也得到社会上的响应。这大概是因为，随着网络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们越来越远离而不是亲近经典。从文学教育和大众阅读的实际情况看，人们阅读经典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效性呈下降态势。就大学的文学教育而言，大学生不读经典或者极少读经典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至于社会公众的经典阅读，情形更不容乐观。因此，无论是对国民教育还是大众阅读而言，“重估”和“回归”经典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人在更高的和本质的意义上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而文学经典是人类精神的一种重要载体，因此，远离经典，人类势必远离精神的家园。在日趋功利性和技术化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要接纳网络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生存“福利”,享受新技术给我们创造的种种快捷、便利、轻松、舒适；另一方面也应该尽可能地留住某些优良传统，比如要亲近经典，用经典来延续我们的心灵与传统精神血脉之联系，抚慰浮躁不安的心灵，使我们不至于失却精神的家园，从而使我们当下的生活依然不乏“诗意”。
对一般读者来说，“重读经典”首先必须精选读本，然后是找到理解经典的最佳切入点，提高阅读的有效性。为此，我曾经从大学通识教育和公众阅读需要的角度，撰写了《西方文学名著导引》(国家“十二五”规划教材，以下简称《导引》)(蒋承勇，2014)和《文学与人性——外国文学面面观》(浙江省新形态教材，以下简称《面面观》)(蒋承勇，2019a)。《导引》是为高等院校中文专业学生、新闻传播类和艺术类学生撰写的，也可以作为继续教育类学生的外国文学课程教材，还可以作为大学通识教育课程(人文素质教育)教材。《导引》在大致勾勒西方文学发展脉络、介绍西方文学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精选了40余部经典名著，以“重读经典”的理念、生动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予以解读与赏析，以期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学的概貌，掌握分析、理解西方文学名著的基本方法，在提高文学鉴赏能力的同时，接受西方人文精神的熏陶。在解读文学作品时，充分考虑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期待，所选作品既考虑传统经典，又兼顾当今大学生的阅读兴趣，把适合他们阅读的优秀作品吸纳进来。《面面观》则对外国文学经典从8个层面作集中而凝练的透视与解读，呈现其人性抒写和美学内涵之精华，引导读者初步领略外国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之人文与艺术的魅力。基于网络时代读者阅读心理特殊性，《面面观》作为“网络化人文丛书”和“新形态教材”之一，附有部分视频和音频，力求传统与现代、人文与技术的融合，通过二维码使“纸读”与“屏读”(视频、音频)立体呈现，文字、视频和音频“三位一体”,版式新颖；书稿内容力求少而精，有人文意蕴，行文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一般性知识介绍与阐释的基础上有学术的引领和提升；语言简洁、明了、流畅，可读性强，既不是教材语言也不是学术著作语言，力图让其成为网络时代新的阅读期待视野下大学生和社会公众“喜闻乐见”的人文类普及性读物。我觉得，为大学生和社会公众提供新颖的经典赏读文本，也是人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同样是基于网络时代的大趋势，文学经典的教学模式也应与时俱进。我们必须认识到，移动网络对高等教育的“教”与“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创造了难得的机遇。事实上，方兴未艾的在线开放课程(简称“慕课”,MOOC的音译)便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催生的新型教学模式。就我个人的实践体会而言，慕课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浓缩性、优质性、移动性、便捷性、开放性与普及性等6个方面。我以为，慕课为大学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为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科普工作插上飞翔的翅膀，也为经典阅读和文学的专业教育模式创新注入活力。“创新在线课程共享与应用模式，推动优质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共享、不同类型高校小规模定制在线课程应用、校内校际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推进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与学方式方法变革。高校要完善管理制度，将教师建设和应用在线课程合理计入教学工作量，将学生有组织学习在线课程纳入学分管理”1。随着教育部对在线网络教育的不断重视以及在线网络课程实际效果的不断显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融合是一种趋势。为此，我和所在教学团队的同仁们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推进移动互联网与大学课堂教学的融合，以慕课《外国文学史》制作为契机，对移动互联网与文学教育作了初步的探索与实践2。现在看来，移动网络技术与大学课堂教学的日渐融合，是一个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趋势。慕课的浓缩性、优质性、移动性、便捷性、开放性与普及性等特征，使大学围墙的打开成为可能，它对传统文学课教学模式的冲击及其实际具有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必须正视它，并能因势利导，以积极的态度和有力的行动，紧密跟踪网络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发展趋势，探索能够充分反映中文专业学科特色和教学规律的在线开放课程讲授方式和呈现方式，建构中文专业在线开放课程群的理论框架，深化大学文学课的教育教学改革。当然，我并不因此认为慕课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文学课教学模式，但是，当这种新型的教学形式与传统课堂相结合的时候，文学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也就应运而生了。
黄巍:前不久，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新著《经典重估与西方文学研究方法创新》,“经典重估”与“方法创新”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能否谈谈您在经典名著的解读方面的体会?
蒋承勇: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引用了诗人荷尔德林的诗歌《人，诗意地栖居》中的诗句，并予以哲学的阐释。由此，“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就成了西方人对艺术化生活的一种描述与向往，也成了对文学之人性意蕴的一种诗性解读。在这种意义上，文学就是对人性的一种诗化表达，以擅长于追问人的自我生命之价值与意义的西方文学，则是一种“诗化的人学”,是人的心灵的诗意栖息之地，也是人的精神家园。因此，阅读西方文学名著，意味着有可能让我们自己的心灵以审美的方式获得一种自由与解放，让我们在反躬自省的过程中深度体悟人性的美与善，在人文与审美的熏陶中提升灵魂的境界，因而也有可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富有诗的意味。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特别喜欢抓住西方文学人文传统和人性意蕴的线索，以“重读经典”的理念，通过文本细读，透析其间的人性内蕴和艺术品格，以期使学生对西方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与作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接受西方文学人文精神的熏陶，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经典的分析与鉴赏的能力，形成世界眼光与人类视野，学会“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提升文学修养和人文素质。
在我看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讲，“西方”主要指西欧和北美洲的美国、加拿大以及澳洲的澳大利亚等资本主义国家。但是，文化意义上的“西方”,主要指以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为渊源的区域，大致上包括欧洲、美洲、澳洲和西亚、北非部分地区，其中心是欧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指的就是以古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文化体系。文学以文化为土壤，并且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本课程所说的“西方文学”就是西方文化体系内相关国家的文学，且主要是欧美文学，古希腊—罗马文学和希伯来—基督教文学被称为是西方文学的两大源头，也称“两希”传统。亚非各国的文学称为“东方文学”。
对自我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的追问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特点，这与其赖以生长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在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殿上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它正好体现了西方文化精神的本质特征：强调个体人的价值，把人作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不断探寻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受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西方文学的深层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人文线索，那就是对人性孜孜不倦的探索，对人的自我灵魂经久不息的拷问之声。因此，虽然“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几乎适用于古今中外所有的文学，因为文学总是以人为中心，表现人的生存状况及喜怒哀乐。但是，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性，决定了西方文学更取向于对人的自我生命与价值的终极性追问，更倾向于对人性本质的本体性深度探究，因而更体现为人学的诗化表达，或者说，西方文学是诗化的“人学”,拥有丰富的人文内涵。也因此西方文学蕴含了深层的“人”的母题，贯穿着一条绵延不绝的人文红线。而这种人文传统演变的外在表现就是西方文学思潮的交替与更迭。从文艺复兴开始，欧美一些国家先后出现了人文主义、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形成了思潮相继、流派更迭的文学发展模式。人文传统的演变、人学母题的贯穿、思潮流派的更迭，是我们把握西方文学史发展的三条线索。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雨果说，“为什么要思考艺术?可能的回答是：思考艺术即反思人类自身!因为，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诗意栖居之地，是我们生命的家园”。西方文学纵览古今，数不胜数的文学名著汇成一部蔚为壮观的诗意“人学史”。我认为，从发人深省的问题切入，解读经典作品，分析文学现象，阐释文学史规律，让学生在富有启迪又饶有趣味的情景中，领略其博大精深，感受人物心灵之悲苦与欢乐，体悟古往今来人性之复杂、美好与温馨。通过品读众多经典名著的人文意蕴，与听众一起去观赏西方文学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去领略西方人描绘的耐人寻味的精神与情感的“家园”,去体悟其间的人学意味和美学内蕴，以丰富和提升学生的文学知识、艺术品位以及人文素养，以期让他们的生活更增添几分诗意、哲理与浪漫，使我们既执着于生活的当下，又凝视生命的远方。
黄巍:蒋老师，我觉得中国人研究外国文学，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服务于本土的文化建设和学科建设。您一直非常重视以中国人和当下时代的眼光去研究与阐释西方文学，能否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看法与观点?
蒋承勇:如前所述，我比较强调“以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强调外国文学研究要与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需要相结合，要为中国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构建服务。五四运动已过百年，五四时期开始的中国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为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建设服务，促进本土文学与文化的繁荣，同时还为启迪民智、改造国民性提供精神食粮，具有一种“普罗米修斯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今天依然值得大力弘扬。
我自己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一般都以中国本土当下学界的现状和文学与文化的现实需要来思考问题，或者说首先从中国外国文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话语体系的构建角度寻找自己的学术生长点。比如，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界包括外国文学研究界，都偏好于西方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这当然原本就是我们当下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一种需要，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需要跟踪外国文学的发展新潮，从而为本土文学和文化发展提供借鉴。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应该唯外国文学发展新潮马首是瞻。事实上，“新潮”是“古典”的衍生与延续，不了解“古典”,焉知“新潮”之传统“血脉”?更何况，外国文学学科之主体是古典而非新潮。事实上，对几千年的深厚、庞杂而丰富的外国古典文学(指19世纪及其以前的文学),我们的研究是远远不够深入的。因此，从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角度看，需要有人去深入地阐发，不断提供新成果，否则，“学科建设”无从谈起。而且，经典从来都是面向当下、面向未来的，内蕴丰富的外国古典文学，同样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和文化建设提供借鉴。
正因如此，我近几年特别注重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这是为什么呢 19世纪以降，西方文学的发展与演进大多是在与传统的激烈冲突中以文学“思潮”“运动”的形式展开，因此，研究最近200年的西方文学史，如果不重视对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势必会失却对其宏观把握而失之偏颇。20世纪初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经由日本和西欧两个途径被介绍引进到中国，对本土文坛产生巨大冲击。西方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乃是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并直接催生了五四新文学革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等西方诸思潮同时在中国文坛缤纷绽放，一时间的热闹纷繁过后，主体“选择”的问题很快便摆到本土学界与文坛面前。由是，崇奉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信奉古典主义的“学衡派”、认同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等开始混战。以“浪漫主义首领”郭沫若在1925年突然倒戈，全面批判浪漫主义，皈依“写实主义”为标志，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 “写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学界与文坛的独尊地位逐渐获得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文艺政策与文学理论方面全方位追随苏联。西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颓废派等文学观念或文学倾向持续遭到严厉批判；昔日的“写实主义”在理论形态上亦演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也做出严格区分，在价值判断上，主要以恩格斯的观点为原则。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对自然主义的理解难免有失偏颇。改革开放之后，“现实主义至上论”在持续的论争中趋于瓦解，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以及唯美主义、颓废派文学的研究与评价慢慢开始复归学术常态。但旧的“现实主义至上论”尚未远去，新的理论时髦挤兑了对古典传统的深度理解与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学观念以及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化观念风起云涌，一时间成为新的学术风尚。这就自然而然地延宕乃至阻断了学界对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研究的深入。
为什么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西方文学思潮，明明在20世纪初同时进入中国，且当时本土学界与文坛也张开双臂在一派喧嚣声中欢迎它们的到来，可最终都没能真正在中国生根结果?这需要回到当时的文化语境去寻找原因。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从千年专制统治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十字路口，颠覆传统文化、传播现代观念从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任务十分迫切。五四一代觉醒的知识分子文人无法回避的这一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在面对一股脑儿涌入的西方文化、文学思潮观念时，本能地会率先选取、接受文化层面的启蒙主义与文学层面的“写实主义”。只有写实，才能揭穿千年“瞒”与“骗”的文化黑幕，尔后才有达成“启蒙”的可能。简言之，本土根深蒂固的传统实用主义文学观与急于达成“启蒙” “救亡”的使命担当，在特定的社会情势下一拍即合，使得五四一代中国学人很快就在学理层面屏蔽了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以及颓废派文学的观念与倾向。所以，被学界冠之以“浪漫主义”头衔的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做总结时才会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20世纪20年代力倡自然主义的茅盾曾明确强调自己提倡的“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被称之为“现实主义”魁首的鲁迅则说得更为明确：“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基于启蒙救亡的历史使命与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双重制约，五四一代文人作家在面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现代西方思潮观念时，往往很难接受其内里所涵纳的时代文化精神及其所衍生出来的现代艺术神韵，而最终选取、接受的大都是外在技术层面的技巧手法。郑伯奇在谈到本土的所谓浪漫主义文学时称，西方浪漫主义那种悠闲的、自由的、追怀古代的情致，在我们的作家是少有的，因为我们面临的时代背景不同。“我们所有的只是民族危亡，社会崩溃的苦痛自觉和反抗争斗的精神。我们只有喊叫，只有哀愁，只有呻吟，只有冷嘲热骂。所以我们新文学运动的初期，不产生与西洋各国19 世纪(相类)的浪漫主义，而是20 世纪的中国特有的抒情主义”(郑伯奇，1998:95-96)。
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在中国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喧嚣之后，逐步被政治上激进的意识形态所裹胁，直至“文革”时期走向极端化的“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纵观19世纪西方诸文学思潮在中国的百余年传播与接受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本土学界对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在学理认知上始终存在系统的重大误判或误读，对它的价值认识严重不足，较之西方学界，我们对它的研究也严重滞后。有鉴于此，我认为，对有“承先启后”作用的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作深入、全面的反思性研究，不惟有助于达成对19世纪西方文学准确的理解，而且对准确把握20世纪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亦有重大裨益。所以，近几年来，我带领我们的团队，集中精力研究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希冀以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丰富中国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为外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贡献微薄之力。比如，最近我对人们普遍觉得已“过时”了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做了新的阐释，提出“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不仅永远是未来各种新的现实主义的永恒参照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泉源，而且也具有像马克思曾经评价过的人类‘童年时期’的古希腊文学一样，‘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蒋承勇，2019b)。这方面的文章颇受学界的关注和好评。
黄巍:您以上谈的这些内容对年青学者在研究选题方面是很有启迪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您能否谈谈文学研究中理论运用的问题?因为理论和研究的关系常常是许多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困惑的问题。
蒋承勇: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大量接纳西方现当代文论，从而出现了两度“理论热”,其间也出现了文学研究中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对此，批评者众。近几年来，批评的声音更为强烈，而且更为自觉、理性和有力度，体现了对“理论”及其应用问题的深度反思。
不过，要纠正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弊病，并非通过号召文学批评与研究者回到文本，多啃读经典作品就大功告成的，因为有效的文本解读与阐释是需要适当、适度而又丰富的理论为指导的。“理论热”即便是消退了，我们的文学研究界也不可能顷刻间自发地生成天然适合于自我需要的文学理论。尤其需要警觉的是，当我们对“理论热”以及西方理论的不足之处给出富有价值与意义的批评时，是否在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中让一些研究者萌生抵制理论的潜在欲望和心理冲动呢?或者说，某些批评者实际上已经表现出对理论的不屑、抛弃和肤浅而毫无学理依据的所谓“批评”呢?若此，就不免有讳疾忌医之嫌了。
西方现代文论确实存在一些弊病，“走上了一条理论为主、理论至上的道路”(张江，2017),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论”直接而生硬地用之于文学批评与研究，自然会闹出非驴非马、文不对题的笑话。不过，文学的文本解读与文学批评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认识性活动，其目的是将经验归纳中所涉猎的非系统的知识，按照对象物的内部关系和联系予以合逻辑的概括、抽象，使之成为系统的有机整体，并将其提升为一种普遍性真理。与之不同，文学批评与文学评论是一种实践性活动，其目的是将普遍性真理(也即理论)用之于客观对象物(也即文本及各种文学现象),并在对象物中得以合规律的阐发，其方法不是演绎归纳和思辨，而是分析和阐释。我们在借鉴西方文论展开文学评论时，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理论研究的演绎推理、理论思辨的方法直接套用到文学批评与评论中来，从而混淆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及文学鉴赏之间的差别(遗憾的是我们不少人这么做了却又反过来埋怨理论本身)。由此而论，在文学文本的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运用和渗透某种理论与观念，体现阐释主体和评论主体对研究所持的某种审美的和人文的价值判断，是合情合理、合乎文学研究与评论之规律与规范的，与有些学者所批评的西方文论“强制阐释”“理论中心”之弊不可同日而语(蒋承勇，2018:134-145)。
毫无疑问，我们要理性而清醒地看到现代西方文论的确存在先天不足，并且要看到它与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还有水土不服，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便忽视许多外来理论运用者在研究实践中存在的理论素养不足、文本解读能力低下的客观现象，进而忽略经典阅读、文学批评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理论运用以及我们责无旁贷的理论原创与建设的历史责任。特别需要指出，我们反对文学研究从“理论”到“理论”的“场外阐释”,而要从文本出发，着力纠正前述的“脱节”现象，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批评、经典解读不需要理论的指导与引领。
说到“经典重估”,我们大概首先会想到为什么“重估”、重估的“标准”是什么?“重估”意味着对既有的经典体系进行重新评判和评价，进而对这个体系作出当下的调整。那么评判和评价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就是在既往对经典评判的人文、审美等价值标准基础上又融入新的价值内涵的理论系统，其中包含了“新”与“旧”两部分内容。如若完全以传统的“旧”价值评判标准去解读经典，那么就不存在什么“重估”了；反之，完全用“新”标准——暂且不说是不是存在这种纯粹的新标准——就意味着对传统经典体系的彻底颠覆与否定，这是不应该也是不可能的。要很好地融合“新”与“旧”的价值标准对经典进行有效的评价与解读，就要求评论者与解读者拥有比较完善的文本解读与评判研究的能力与水平，也就是要具备比较成熟而丰厚的文学理论素养，这是作为文学专业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会出现前述引用的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许多研究者在解读作品时“对文学批评的一些根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从而陷入“一筹莫展”或者就“理论”而“理论”的窘境。至于一般的读者，也必须在具备了基本的文学鉴赏素养后才能实现对文学经典基本有效的业余性阅读与欣赏。
显而易见，要完成准确而有深度地对经典文本进行解读与研究，并不是解读者和研究者主观上努力追求并在实践中做到“从文本出发”“反复阅读”就能奏效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到理论的辩证升华过程，没有先期的理论获得、积淀与储藏是万万难以实现专业化有效阅读与阐释的，也就谈不上文学研究和对经典的“重估”。现代西方文论以及中国学界在“理论热”中出现的理论与文学及文本“脱节”的现象，一方面是这种“理论”本身存在“强制阐释”的弊端，本身是非文学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理论”运用者自己生硬地套用“理论”,强制地、外加地去“套读”文学文本所造成的。后一种情况在中国学界是比较普遍存在的，这是研究者理论与能力匮乏的表现，需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对理论的领悟、理解与应用的能力，而不是由此否定与抛弃理论本身。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重估经典”适逢“理论热”消退后的“后理论”阶段，要求文学研究者冷静地对待理论——包括我们给予诸多批评的有先天缺陷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不能忽略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研究创新对理论的需要；我们既需要继承本民族的理论传统，又永远需要他民族之理论的“源头活水”,尤其是我们不能忽视“理论引领”对“经典重估”和专业化文学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黄巍:今天蒋老师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和思想观点，再次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