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文的新作《猛虎下山》聚焦1990年代末经济结构变化浪潮下的小人物命运，通过主人公刘丰收的际遇，展现社会转型期个体

面对时代洪流的个人选择与现实境遇。这一过程中，作者通过密集的感官描写与戏剧化的冲突，探讨刘丰收等人物在社会转型期的人

生突围。相较于《山河袈裟》的散文式抒情，《猛虎下山》显示出更强的结构野心，不仅延续了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形式实验，采用

了更加复杂和多层次的叙事结构，还通过对“工厂叙事”的深度挖掘，突破了传统的历史记忆书写框架。李修文将目光从宏大的社会

叙事转向个体的精神考古。这种转向，不仅为当代文学处理复杂性的现实元素提供了新的表达路径，也为理解个体在时代浪潮下的突

围提供了新的视角。(1)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围绕主人公刘丰收从“打虎”到“成虎”命运展开，其叙事焦点之一是时代变化下的个体选择。刘丰收原

本是炼钢厂的炉前工，忽然面临着工作丢失的局面，并即将失去收入来源。在现实焦虑下，如何寻求新的生命路径，成为刘丰收日思

夜想的问题，面对时代的动荡变化，刘丰收并未沉沦，而是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展开抗争;一辈子胆小怕事的他一时冲动决定上山打

虎，试图借由这一象征性行动来作为精神寄托，实现与现实的和解。

播音员念起了招募打虎队员的通知。一连好几天，这个通知我早已听了几十遍，现在，当我又听到它，我的身体却像是过了电一

般，差点让我连站都站不住，心脏也在怦怦怦狂跳。好了，我知道我该跑到哪里去了。(2)

在漫无目的奔跑在大街上的刘丰收看来，广播通知里的打虎队招募，是解决现实困惑，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办法。正是这个看似冲

动的选择，让刘丰收毫无准备地成为报名打虎队的第一个工人，经历一番曲折后成为打虎队长，留在山上寻虎。小说通过这一人物塑

造，探讨了个体在时代嬗变中的个体选择及突围路径，通过分析刘丰收打虎的行为成因及其面对命运的苦痛所做的反抗，《猛虎下

山》以讽喻的叙事升华出超越现实境遇的生命寓言。

小说书写的是时代浪潮中不被表挟而走的个体的悲欢。曾对自己“铁饭碗”的炉前工职业身份感到自豪的刘丰收，本已习惯“单

位制”的工厂生活模式，随着历史的转型，不得不探寻更多的生活可能性。时代的突变渗透到刘丰收个体的语言与行为模式中。他开

始出现强迫性鼓掌、焦虑性独白等神经症状，试图通过这些无意义的动作重建秩序感。此处凝结着身份转变后的刘丰收强烈的突围意

志，无论是失业还是打虎，他都凭借各种努力来突破现实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是被动接受现实的转变，还是主动与其相抗争，是

刘丰收不得不面临的选择。丰收的反应并非单纯的消极绝望，而是以倔强的方式在现实中寻找突围之路。他的选择是"上山打虎”

这一行动看似荒诞却充满象征意义。在现实层面，打虎是镇虎山所在小镇的现实需求，刘丰收以此作为延续工人使命的精神寄托，甚

至在其中看到不断晋升的机会，尽管在不断的尝试中他一遍又一遍地确证着自身的价值,

首先是现实压力下个体心灵的挣扎。在组织“打虎”行动的过程中，刘丰收逐渐将自己,塑造成第一个参与打虎行动的英雄。他制

造出一套完整的叙事逻辑，宣称他独自在山上遇见了老虎，甚至在打虎队建成后，成为队长来增强自己的权威感。这种主动建构新身

份的行为，实际上是他自我修复与救赎的尝试。在这一层面上，“上山打虎”不仅是具有戏剧性的个体行为，更体现出重重压力下人

物心理上的挣扎。

其次是在突围之路中寓言性的精神镜像，在文本中表现为“打虎”行动的荒诞性被不断强化。刘丰收的“英雄事迹”在镇民之间

迅速传播，甚至开始有人主动投靠，形成了一支“打虎队”。这一讽刺性的集体狂欢，折射出现实的盲目与恍惚。更讽刺的是，打虎

队在山上建立属于自己的“王国”，甚至装饰了豪华舒适的山洞，供队长刘丰收独自享用。刘丰收并未真正见过老虎，也不具备打虎

的经验，而是一个不得不在荒诞世界中扮演角色的演员。此处可见，他的突围之径也有着弥漫表演欲望的岔路与困境,。

刘丰收的“打虎”行动，在寻求突围时也伴随着个体精神的扭曲。随着剧情推进，他逐渐陷入一个生命的悖论:他试图通过“打

虎”重建自己的价值，但这一行动最终将他推向更加孤立的境地。他的英雄形象并未带来真正的社会认可，反而使他变得越来越像一

个边缘化的狂人。当他最终披上虎皮，发现自己无法脱下时，小说达到了寓言化的高潮-一人与虎融为一体，变为魔幻般的现实符

号。事实上，个体在新与旧的变化中往往面临着心灵的挣扎。一方面，他们渴望通过新的行为模式获得社会承认，另一方面，规则变

化时，旧有的认同逻辑也不再适用，李修文戏剧性的书写，不仅对个体在权力与欲望的驱使下，所呈现出的心灵的导化给予讽喻，也

映射出时代转型时期的生命镜像。在文本结尾，刘丰收游荡在工厂废墟，身披虎皮，既像一个失败的战士，又像一个被放逐的幽灵。

李修文以悲悯的笔触构建出的编造并沉溺于现实谎言中的个体命运，不仅呈现出时代浪潮下个体的喜怒哀乐，也以寓言性的叙事来让

误入歧途的荒诞显影。

《猛虎下山》通过空间书写强化了个体在社会变迁中的生存境遇。小说中的镇虎山、工厂家属楼、废弃厂房等空间，既承载着历

史的痕迹，也成为小说的叙事舞台。在这些空间中，刘丰收不断行动、试探、挑战，并试图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确立自我价值。李修文

通过此类空间叙事，展示了个体如何在社会转型的困境中重新审视自我，从而赋予文本积极的力量。由此，镇虎山化身构筑"生存寓

言”的试炼场，废弃厂房亦成为身份重建的契机，文本借助空间塑造了一种超越困境的“生命寓言”。

镇虎山是刘丰收主动进行自我试炼的舞台。

在这里，他尝试挣脱过去的束缚，建造一个全新的规则体系，以另一种方式塑造自身

形象。这使得镇虎山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成为重建主体性的空间。首先，镇虎山的地理特性使其成为一个独立而相对自由的空

间。在这里，刘丰收不再需要直面现实的焦灼，而可以摇身一变为主动挑战未知、试图“打虎”的探索者。这一空间赋予了他全新的

可能性，使他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困境，尝试以新的方式定义自己，镇虎山的打虎行动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式征服，而是一种复杂

的自我确认过程。刘丰收并非真正的猎人，老虎也未必真的存在，他投入这场行动的精神诉求是重新为自己找到主体定位。

其次，从“打虎”到“成虎”，这一魔幻性的书写构建出现实的寓言。小说的高潮部分，刘丰收和张红旗都逐渐从打虎人变成了

“虎”。这一戏剧性的书写看似荒诞，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寓意。面对现实的变化，能否坚守住本心，而不在利益与权力的熏染下发生

心灵异化，是刘丰收等个体不得不反思的问题。当为了欲望而去编造谎言时，如心魔般的老虎不被战胜，便会彰显出人性的另一副面

孔。

本质上，刘丰收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逃避现实，而是一种对生存方式的重新探索。他并未因社会变迁而彻底失去自我，而是在新

的环境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存在方式。这是小说赋予个体的希望:即便旧世界已经崩塌，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而关键在于个体是否

能够主动去寻找、去试探、去坚守、去适应。

如果说镇虎山是刘丰收主动进行自我试炼的舞台，那么废弃的工厂则是呈现时代变化下个体选择的重要场所。随着小说的情节推

讲，工厂逐渐走向停产，部分厂房成为一片废墟。这一空间的变迁不仅是时代变迁的物理印记，也成为刘丰收自我认知转变的契机。

在废弃的厂房和炼钢炉前，他不断探索、思索，并尝试以新的方式与这个场域建立联系，从而开启自我重审的过程。

工厂废墟中遗留着铁锈斑斑的机床和完全熄灭的炉膛，这些物品不仅是工业时代的遗存，更见证了刘丰收过去的劳动经验。这些

残存物构成了历史的碎片，也成为他重新思考自身定位的重要媒介。例如，刘丰收在废墟中捡起自己曾经使用的工具，试图重新启动

机器。这一行为虽然未能真正恢复生产，但却象征着他对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面对现实的变迁，他选择通过记忆与行动，在废墟中

寻找继续前行的可能性。在小说的最后，为了寻回自己，刘丰收潜入年轻时的工作岗位，在废弃的炼钢炉前工作，小说对此有着十分

详尽的描写。(3)他通过重复长久以来的工作内容来找回自己。在刘丰收的行动中，停用已久的工厂厂房并非单纯的衰败之地，而是

种过渡性的空间，它既是旧的终结，也是新的起点。在李修文的笔下，刘丰收的徘徊、抗争和自我救赎并非毫无意义的悲叹，而是

种主动的介入。他在废墟中寻找遗留下来的经验，并试图将其转换为新的生命资源。此亦可见，刘丰收并未被废墟的沉默所吞噬，相

反，他在其中展开了一系列行动。他不仅回忆过去的劳动场景，还试图以自己的方式重新赋予空间以意义。他用力敲击炉膛，希望听

到某种回响，这一举动不仅是对过往的追溯，更是一种象征性的探测:他在测试这个世界是否仍然对他有所回应。在这一过程中，他

并未迷失在现实的困境中，而是试图从历史中提炼出新的生存经验。

此外，废墟的意义在于它的开放性--它既可以是困境的终结，也可以是新的可能性。刘丰收的探索并非徒劳，而是推动他向前

迈进的动力。他并没有被迫接受社会的定义，而是在废墟中主动寻找自己的位置。综上所述，李修文并未将《猛虎下山》塑造成单一

的悲剧，而是通过空间书写展现了一种复调式的生命寓言。在废摅中，刘丰收从历史的残存物中寻找新的意义:在镇虑山，他诵讨试

炼获得生活的可能性。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在批判现实的同时，也提供了个体突破困境的路径。小说中的虎不仅象征着未知的恐

惧，同时也代表着生存的智慧。虎的形象在这里不仅是抗争现实困境的象征，更具有人性的隐喻蕴含。

小说的空间书写基于人物的行为选择，而参与其自我价值重建的过程。镇虎山是现实试炼的寓言舞台，使他在行动中获得新的主

体性;工厂废墟不仅是历史的遗迹，也是刘丰收重新思考自身价值的契机。通过这两个空间的交织，文本展现了个体如何在社会变迁

中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并最终突破困境，实现精神的重构。这种叙事策略，使《猛虎下山》超越单纯的现实批判，成为一部生命的寓

青,

《猛虎下山》不仅是一部关于时代浪潮下个体选择的小说，更是李修文对文学如何书写社会现实的一次探索。他的创作并未局限

于现实主义的再现，而是通过寓言化的叙事手法，使小说兼具象征性与批判性，由此，作家得以在虚构的文本中重构现实，并在其中

彰显普通人物的生命尊严，

首先，通过李修文的创作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见证者”到“寓言制造者”的脉络。他对现实题材的兴趣由来已久，其表

现方式经历了从纪实性叙事向寓言化表达的转变。，李修文早期小说多以青春爱情悲剧为主题，擅长渲染凄美、感伤的浪漫情节，由此

呈现人物在极端情感中的挣扎与毁灭。该时期，他的语言清丽旖旎，善于通过细腻的细节和意象描写，构建诗意的叙事氛围。在早期

创作中，他的笔触更接近青春文学，然而，在《猛虎下山》中，他开始以寓言的方式来讲述现实，借助象征、隐喻和空间塑造，使小

说既直面现实问题，又超越现实的局限，形成独特的文学表达。在《猛虎下山》中，他采用了超现实的叙事方式，使刘丰收的经历带

有寓言化色彩。“上山打虎”这一情节本身具有极强的象征性，它既是刘丰收的选择与尝试，也暗示了个体在社会转型中的突围方

式。这种处理方式，使小说在现实批判之外，增添了一层思辨性，使读者得以从更广阔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的影响。寓言叙事的运

用，使《猛虎下山》具备了更强的象征性。小说中的“虎”不仅是具体的生物，也是现实困难的隐喻，而刘丰收的“打虎”行动，则

象征着个体在困境中的挣扎。寓言化的表达，使文本突破了县体的历史背景，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牛命寓言,

其次，在叙事策略方面，李修文展现出空间、语言与结构的突破，在《猛虎下山》中，他采取了一系列独特的叙事策略，使小说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展现出更加多维的叙事空间。空间在他的小说中不仅仅是故事的背景，更承载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工厂废墟

镇虎山、工厂家属楼等空间，都被赋予了承载人物心灵挣扎的叙事功能，使刘丰收的行动在其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工厂废墟的存在

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也成为人物现实突围的见证。镇虎山则作为一个独立于现实社会规则之外的空间，使刘丰收能够在其中尝试

新的生存方式。这种空间的象征化，使小说的现实批判更具层次感，也增强了故事的戏剧性。

再次，其创作语言极具狂想性，荒诞与真实在其中交错。在《猛虎下山》中，人物的对话和独白充满了荒诞色彩，使小说在现实

主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一种超现实的氛围。例如，刘丰收与老虎的幻觉性对话，不仅展现了他的心理挣扎，也使小说带有了一种梦境

般的特质。这种语言策略，使文本在叙事上呈现出更强的张力，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既真实又虚幻的氛围。

最后，通过非线性的结构，李修文在小说中重构了个体的经验和感受。《猛虎下山》的叙事结构并未采用传统的线性推进方式

而是选择了多层次的回忆和独白，使幻觉和现实交错。这种结构处理方式，使得小说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记录，更是对个体心理的深度

挖掘。对此，他曾在访谈中提道:

刘丰收是个炉前工，事实上，炉前工是炼钢厂里最有生命力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只有这样才能够忍受高温

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是游侠或盗匪一样的人物，可是，过了许多年，等我在一座座工业废塘里见到他们的时候，时代早已阉割了他

们...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个老太尉与邻居的故事:碾压还将持续，生活还要继续，在这样的处境里如何重新展开自己的生活，让我时

隔多年之后又有了写小说的愿望。(4)

通过作者的自述，我们不难理解《猛虎下山》为何选用非线性和片段化的叙事手法。工人群体在持续的生命经验中积累的记忆是

破碎的，因此，无法通过常规的叙事方式来表达。而李修文通过回忆、梦境、时空切换等手法，将过去与现在交织在一起，此一形式

上的一致性，更为贴切地揭示时代变迁对个体心理的持续影响。历史的划痕不仅仅在于某个瞬间的刻度，更是连续性的时空对个体和

群体或悄无声息、或断断续续的留影，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断被重构的历史碎片。破碎的叙事结构模仿了个体记忆的非连贯性和断裂

感，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框架，使得小说中的寓言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由多重象征和隐喻拼接而成的复合体。叙事者视角

的不断切换，进一步暗示了记忆的主观性和不可靠性，这种叙事方式强化了小说的“非同一性”表达，使得文本不仅是对个人记忆的

呈现，也是对历史记忆的深刻反思。

通过李修文的创作，不难发现其文学观注重的是现实与文学的互动。李修文的创作理念深受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但他并未局限

于传统现实主义，而是通过寓言化的表达，探索文学与现实的互动关系。在《猛虎下山》中，他通过刘丰收的经历，展现了个体如何

在社会变迁中寻找新的生存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并非简单地揭露社会问题，而是试图在文学中为边缘群体提供一种表达的可能性。

由此，文学成为呈现个体与现实的抗争的容器。与此同时，李修文并未止步于对现实的批判，而是试图通过寓言的方式，探讨更深层

次的生命问题。他通过“打虎”这一象征性行动，使小说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成为一部关于生命韧性的寓言。

纵观李修文的写作理想及其在《猛虎下山》中的具体实践，不难发现，他通过寓言化的叙事手法，使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

展现出更强的象征性和批判性。在空间塑造、语言风格和叙事结构方面，他采取了独特的策略，使小说在讲述个体故事的同时，也传

达了对社会变迁的深刻思考。李修文的文学观，不仅关注现实问题，更试图通过文学为边缘的个体提供表达的可能性，使《猛虎下

山》成为一部兼具现实批判与生命寓言特质的作品。

李修文的《猛虎下山》以寓言化的叙事方式，深刻探讨了时代浪潮下个体的选择路径。通过对主人公刘丰收的心理及行为的描

绘，小说揭示了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在时代夹缝中突围的方式。本文结合李修文的创作理念，探讨了文本如何在现实主义与象征叙事

之间取得平衡，并赋予普通民众以文学化的表达空间。

首先，刘丰收的现实突围是小说叙事的焦点。面对时代转型带来的现实焦虑，他并未消极沉沦，而是试图通过"上山打虎”这-

象征性行动，重塑自身价值。尽管他的选择和尝试在现实中以荒诞甚至悲剧的方式收尾，但这一过程展现了个体直面困难的勇敢与韧

性。小说通过刘丰收的挣扎，揭示了时代转型期多重元素交杂的现实的复杂性，并通过"虎化”这一象征，深化了个体与时代之间的

张力。

其次，空间书写在小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废弃的工厂、镇虎山、工厂家属楼等空间不仅构成了故事发生的物理背景，更在叙事

层面上承载了人物的心理困境。工厂废墟象征了时代的变迁，也映射出刘丰收现实的困境，而镇虎山则成为其进行抗争与突围的舞

台。这种空间与人物命运的交互，使小说的寓言特质更加鲜明，并增强了文本对生命困境的象征性表达。

最后，李修文的写作理念赋予《猛虎下山》独特的文学价值。他并未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再现，而是借助寓言叙事，使文本具有

更强的普遍性和象征意义。在小说的语言风格、结构安排以及人物塑造上，他采用了超现实的表达方式，使文本超越了具体历史背

景，成为对个体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

总体而言，《猛虎下山》通过寓言化的方式展现了时代转型期个体的挣扎与尝试。小说不仅关乎刘丰收的个人命运，更映射了社

会变迁中的种种具体入微的问题，并通过“猛虎下山”这一隐喻，呈现了个体在困境中的抗争姿态。李修文的写作，为当代文学如何

在现实与寓言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拓展了中国当代小说对时代转型的书写可能性。《猛虎下山》中，数次经历重建又被

纳入使用的原工厂，昭示着曾经的废墟在时代转型期的新生。这种矛盾姿态，恰是历史进程的文学镜像:它承认时代变迁对具体生命

的影响，也承认历史洪流永不止息，它叹惋过往的消逝，也鼓励新事物的萌芽与生成。李修文的叙事方式与本雅明的观点相契合，本

雅明认为寓言不仅仅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或道德教训，而是由多个碎片化的象征构成，这些碎片通过不断的重构和重组，形成了对于历

史和现实的反思(5)，他的《猛虎下山》正是通过这种“碎片化”的手法，构建起了个体在时代转型中的困境、挣扎与突围。在宏大叙

事与个人经验之间，李修文找到了一条充满张力的中间路径--不是为现实辩护，亦非简单批判，而是通过文学的真实性，将个体命

运升华为理解时代辩证法的寓言。当“刘丰收们”的经验逐渐被历史尘封，文学如何以更复杂的叙事策略，既保存个体的记忆褶皱

又为现实的伦理困境提供持续对话的空间?这一问题，或许正是《猛虎下山》留给当代文学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