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型与文本:中国古典文学之昭君

昭君名嫱，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她颇受中国古典文人青睐，或借其身世沉浮而慨叹世事无常;或哀其

葬身关外而诉说天子无情;或究其悲剧缘由而谴责画工贪鄙;或褒其舍身大义而称其贤妃.…从今天基于多民族的现代国家视角来看,

汉人女子王昭君的苦与悲、爱与恨随着多民族融合而被逐渐淡化，曾经颇受汉民族抵触甚至是敌视的“匈奴”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

液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昭君之怨、昭君之悲、昭君之义等内涵不值得重新被解读。事实上，昭君相关的研究一直在推进，根据前

辈们的研究成果，古典文学中的昭君形象逐渐清晰。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对于昭君形象在史传文学、小说、杂剧、现代新编戏等艺术

形式中的形象分析、昭君诗中多重意蕴的探析、昭君题画诗的相关研究等，为本文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

(一)历史的王昭君

历史上昭君确有其人，据《汉书》记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虚韩邪单于来朝。诏曰:

'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

辜，虚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1]《后汉书》则增添了更多细节，昭君出塞不单单是

阏氏。””此段文字概括了昭君出塞的缘由和始终。

一场政治外交的结局，更是令汉元帝懊悔的一个决定。《后汉书》把“出塞”的结局部分归因于昭君的不得宠，而昭君“丰容靓饰。

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2]，进一步加大了矛盾的张力。这是历史文献中的昭君出塞，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处皆没有任何关

于毛延寿的笔墨。可以说，这是已有典籍中最接近昭君真实经历的记载，

(二)文学的王昭君

在后世昭君题材的文学作品中，

，“贿赂画工”情节来源于演绎，“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

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付，举止优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

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

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京

师画工千是差稀。”相较上文引述两段，《西京杂记》不但增加了“画工弃市”的情节，还特别强调了画工毛延寿的贪鄙，及至两

宋，昭君形象在宋人笔下，悲怨之色日淡，更多的是一个忠君国，具有高洁品格的昭君。[3]而在元杂剧《汉宫秋》中，汉元帝遭人蒙

蔽而痛失所爱，而昭君不舍故国，在汉交界的黑龙江投水而死，演绎一场诗化的悲剧。

【二煞】虽然似昭君般成败都皆有，谁似这做天子的官差不自由!情知他怎收那膘满的骅骝。往常时翠轿香兜，兀自倦朱帘揭

绣，上下处要成就。谁承望月自空明水自流，恨思悠悠。

综上，王昭君从历史范畴走向文学范畴，历代对她的基本身世没有太大的争议，而昭君诗主题的多样，与诗人的不同立场以及解

读倾向密不可分。朝鲜汉诗人的“他者”视阈为重新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形象、探讨朝鲜汉诗人“文化过滤”状态下的形象

“变异”倾向提供新的切入点。

、丰富与深化:朝鲜时期汉诗中的昭君

(一)朝鲜王朝以前的昭君诗

高丽朝的昭君诗多延续了中国昭君诗“昭君怨”的主题，在高丽汉诗人笔下，昭君身不由己，出塞嫁与匈奴，一生飘零异国，让

人悲悯。同时，此时期的汉诗多倾向于对昭君容貌的描墓，总体而言，昭君仅仅是一位容貌倾国的悲剧女性，还未曾被赋予“义”

“贤”等品质。高丽晚期汉诗人安轴(1287-1348)有诗云:

君王晓开黄金阙，毡车辚辚北使发。明妃含泪出房，有意春风吹发

汉山秦塞渐茫茫，逆耳悲笳秋夜长。可怜弯庐一眉月，曾照台前宫样妆

将身已与胡儿老，惟恐红颜雕不早。琵琶弦中不尽情，家上年年见青草

在这首诗中，“胡笳”“身已老"

’“琵琶”“青冢”等文字暗示了昭君在胡地默默凋零的后半生。而关于昭君容貌倾城的直接描

述，以李穑(1328-1396)的昭君诗一联最具有代表性，诗日:

满袖香余宫里锦，倾城色变笔端金。

高丽后期禹天启的汉诗可以说是同时期“昭君怨”主题最细腻的表达，始终“琵琶”“秋虫”“汉宫”

“鸿雁”

"黄沙"

“第

鼓”等意象集中出现，与宋代以前的昭君诗别无二致。诗日:

轻拢重捻动香拨，大弦小弦声不同，

春禽得暖韵桃李，秋虫抱雨鸣梧桐。

君不见呼韩妇人思汉言，万里秋风沙漠中。

旆旌迢忽地接天，箫鼓凄迷霜满空。

(二)朝鲜王朝时期昭君诗内涵新变

朝鲜王朝时期，涌现出大量的昭君诗，而昭君诗的内涵悄然发生变化。朝鲜王朝汉诗人继承了高丽以及中国昭君诗传统“昭君

怨”的内涵并逐渐深化。汉诗人或以昭君寄寓自己身世之悲--委巷诗人洪世泰有诗云:

远嫁无金莫谩悲，世间终古妒娥眉，

当时只在深言里，老死君王也不知。

出身于间巷的洪世泰虽然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但由于其世代传承的中人身份，致使其一生郁郁不得志。[4]他不平于等级森严的

制度，诗中通过“老死君王也不知”的昭君之口发出诘问，为何空有才华而仍遭忽视?借昭君身世之悲，浇自己之块垒。

感叹昭君孤高自许而无缘汉家--权遇(1363-1419)有诗云

自恃红颜满镜春，赂工求媚肯从人。

琵琶已作胡儿语，冢上千年草色新。

权遇曾任集贤殿直提学，培养了郑麟趾等多位文学家，根据朝鲜王朝实录相关记载，权遇曾任世子辅德等职，几次进言，直言不

讳，

与其诗中孤傲的昭君形象颇为相似。

或谴青画工受贿而断送红颜--柳梦寅(1559-1623)有诗云:

青铜莹秋水，匣里浮埃生

寒光晦不开，妍丑终难明，

丹青误蛾眉，沙塞老昭君，

抑或假想昭君未出汉宫亦失意而聊以自慰--李山海有诗云:

世间恩爱元无定，未必毡域是异乡。何似深宫孤伴月，一生难得近君王。

世间恩爱本无定，与其红颜埋没于汉宫之中，不如远走异乡，或许能得匈奴的青睐，本诗看似一反“昭君悲”的传统基调，其内

核实际依旧是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其本质依旧是“昭君怨”内涵的延续。

以上是对朝鲜王朝时期代表性的昭君诗的部分举例，总体来看，相比高丽时期，这些汉诗在主旨内涵方面记叙推进，但仍落唐宋

之窠臼。朝鲜王朝时期，一方面，汉诗创作手法趋于成熟，另一方面，创作观念不断革新。以"性情观”为例，从理论来源的视域出

发，朝鲜古代诗学的“性情”论既有中国元素也有其民族文化自身的内在诉求。在本体论视角中，由“理”"气”"心”主导下的

“性情”论展现着朝鲜诗家独特的诗学追求。在创作论视角中，朝鲜古代诗学认为“性情”对创作的发生、构思和物化都起着重要的

作用。创作发生时，需要有主体丰富的积累。在创作构思上，需要创作主体秉持“性情之正”的人格修养。这种对“性情之正”的人

格修养的追求，以及“理”对于诗学观的介入，透过以下几个方面昭君诗主旨之新变可知一二。

1.“香草美人”传统下的昭君与屈原并举

在朝鲜王朝时期的昭君诗中，将昭君与屈原并举的诗歌占有很大比重。屈原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昭君的故乡相传为西汉南郡秣

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朝鲜汉诗人将二者并举，或许是基于二者同一籍贯的联想，也就是说，二者在诗中的并举或许只是出

于巧合。然而这并不能回应数量方面的可观，因此从诗歌文字内容入手，分析二者形象，才能更接近于汉诗人的本意，首先来看许

(1569-1618)昭君诗一首:

琼树含娇笑，疑从阆苑移

飘零因雨压，摧折岂根萎

屈子怀沙日，昭君出塞时，

蜂愁粘落蕊，莺怨啄残枝。

物性元茉悴，人生亦盛衰

明年能再发，天意谅难知。

屈原怀沙，昭君出塞，在古人来看皆是壮举，也皆是悲剧，如果说本诗中对于屈原和昭君的并举只是为强调二者的遭难，那么,

金光轩的这首诗作中将屈原与昭君并举的本意则显得不那么单纯，其诗云:

万里乡关入梦频，客中怀抱叹良辰。殊方草树惊初，故国莺花惜暮春，

五岭云霞皆瘴疠，三危道路已酸辛。昭君红泪胡山外，

屈子丹心楚泽滨。

镜里愁容缘悼古，

枕边挥涕为思亲。孤囚僻填魑魅戏，稳保残躯天地仁

偹偹寒影独归雁，

子子微踪何处人。

风慢薄衾龟喘息，

月窗清夜鹤精神。

目吊长沙遭鹏鸟，谁悲东鲁泣麒麟。先生德宇深如海，会念弯荒一逐臣。

在本诗中，“故国”“楚泽”“逐臣”“鵬鸟”等内容强调了二者遭遇的政治背景和最初的立场，从而不单单是对二者遭遇的同

情与哭泣，而是开始审视屈原与昭君悲剧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诗的末尾，作者联想到了贾谊以及其谪居长沙所作的《鵬鸟

赋》，继续深化诗歌中屈原昭君“冤悲”的主旨。

除此之外，还有仿照骚体而作的昭君诗，金克成(1474-1540)有诗云:

治日常少兮乱日常多，安得太平风日兮奏云和。

云和奏兮采薇歌，四夷臣妾兮安用戈。

季世失道兮狼烟起，天子之民今胡地身，

子卿东还今遇明君，明妃不遇兮各有因。

十有二拍今天不均，天不讼兮私自陈。

“子卿东还兮遇明君，明妃不遇兮各有因。”不仅禁让人联想到屈原在《离骚》中

诗中“河汉同分归路绝，径妾身今更幽咽。"

对于“香草美人”意象体系的构建。在金克成的笔下，

“明妃”不遇“明君”，恰恰是对“香草美人”意象体系下“美人”被始乱终

弃的重新演绎。在古典诗歌“香草美人”书写传统下，明妃入汉言不受重视的遭遇与屈原被谗遭驱逐的遭遇是可以形成共鸣的，这或

许是许多朝鲜汉诗人选择将昭君与屈原并举的创作动机。

2.“忠君”视角下对“忠臣”毛延寿的褒扬

中国传统诗歌往往将画工毛延寿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在朝鲜时期昭君诗中也确有呈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王朝时期的小部

分昭君诗对于毛延寿“奸臣”形象的颠覆，以理学的介入为背景进行阐释。

首先，在一部分昭君诗中，毛延寿被重新审判，诗人并没有把对于昭君之同情置换成对于毛延寿之责备，相反，诗人并不认为毛

延寿有错处。有的诗人轻描淡写地把昭君之悲剧归结为她的“命奇”，陷入虚无的宿命论中。郑晔(1563-1635)有诗云:

省愆尤万死宜，圣恩随处泪双垂。自怜霜发侵衰境，遥想天颜异昔时。

前席香烟千里梦，中宵明月寸心知。丹青不怨毛延寿，只是昭君赋命奇。

更有诗人转而反思昭君之过，崔庆昌(1539-1583)有诗云:

昨夜单于战白龙，朝来先队已沙中。强携妆镜临前殿，自是愁眉画不工。

更有甚者，直截了当褒扬毛延寿对于汉家天子的忠心，蔡济恭(1720-1799)有《赵飞燕》一诗云

祸水滔天汉火窮，谏如刘辅亦无功。元皇枉杀毛延寿，不使昭君近汉宫。

该诗认为毛延寿的“被枉杀”在于“不使昭君近汉言”，结合本诗的题目，可以推测诗人对于昭君的看法一反常态，“祸水”

字颇为激切，这固然有借昭君之名讽飞燕之流的嫌疑，但以下金德谦(1552-1633)这首诗对于毛延寿的赞赏则更为直截了当:

可使安危一顾分，襄王幸未梦行云。画工误画归骄虏，不是欺君是爱君，

自得仙容屏众妃，便忘南牧对蛾眉。若数只冠三千丽，骄虏和亲未可知。

而李瑞雨的一首《右昭君图》更值得回味:

风沙万里尙妍姿，何况娇娆汉殿时，千载毛延重可恨，此图宁是受金为

综上，罪臣毛延寿在朝鲜时期部分昭君诗中被重新审判，被洗刷罪恶，甚至被粉饰一层“忠君”的金箔。君臣相对，褒扬“忠

臣”寄寓者汉诗人的“忠君”理想--毛延寿驱逐所谓的红颜祸水，朝鲜士大夫文人们致力于清除奸佞小人，以清君侧，上文提到的

汉诗人蔡济恭是英祖到正祖时期的文人，他因推行荡平策而获得英祖和正祖的信任。“荡平”取自《书经·洪范》的“荡荡平平"，意

在不偏不倚，取其平衡。朝鲜王朝中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党争激烈，王权削弱。亲身经受党争之害的英祖即位后，于1725年使

两班势力平衡，下教书阐明党争之弊，采取荡平党争的政策。纵观蔡济恭的一生，的确一直在践行“不使昭君近汉宫”的理想。

与其说朝鲜汉诗人真正原谅了毛延寿的恶行，不如说毛延寿为他们发扬“除奸佞”的理想提供了合理的契机，毛延寿本身不足以

论，汉诗人更在意的是诗歌中隐含的“自我”。

3.“贤妃”慚ぶ再妟淘退竞宋靛棉“妖姬”

“艳妃”内涵方面的殊途同归

在朝鲜时代昭君诗对于昭君盖棺定论过程中，呈现出巨大的分歧，概括来看主要分为两种倾向:其一是对昭君大加褒扬，并极力

强化其“贤妃”的属性;其二是以“妖姬”“艳妃”等名号加之于昭君，强化其出塞的合理性，淡化其悲剧色彩。虽然这两种倾向大

相径庭，但在内涵方面却是殊途同归，

首先分析朝鲜时代汉诗人笔下昭君“贤妃”形象的强化。如车天辂(1556-1615)《咏怀古迹》一诗，诗云:

-局纹楸博翠眉，神龙亦自惜兰姿,

贾胡舟重金犹愧，节女心贞玉不缁。

月照九秋颜色在，江流万古姓名垂。

翻思饵棹登汀日，岂有昭君出塞悲。

诗中极力以昭君“万世垂名”之茉耀而淡化“出塞”之悲伤，并断定昭君是一位“心贞”的节女。除此之外，洪世泰一诗从更加

实际的角度对昭君之舍身加以肯定，他认为昭君和戎是牺牲最小、最为稳妥的策略。其《出塞曲》一首诗云.

阴山北去但黄云，羌笛琵琶不忍闻。

当日和戎为上策，汉家那惜一昭君。

上文已介绍过的蔡济恭也有《王昭君》诗一首，诗云:

恭将西子献姑苏，越蠡深谋为豢吴。

蛾眉若作龙庭斧，不怨毛生枉画图,

另有洪仁谟《王昭君》诗一首，称昭君“绝胜上将功”，对其大义之举慷慨赞誉，诗云:

纤腰佩安危，汉国鼎吕重。

绝胜上将功，肯数后言宠。

另有李洪男(1515-?)《明妃出塞图》二首:

其

塞草萧萧塞云秋，崭截长城限夷夏。

如今慰彼画中人，汉亡不在夷手下,

其二

斗换秋回会一见，在天莫言织女恨，

1000:

和戎下策竖我发，安得呼韩斩头献。

在李洪男的诗作中，昭君对于出塞和戎有了主观意愿，她的性格甚至被加入了“斩头献王”的勇敢和剽悍,

以上是关于昭君被塑造为“贤妃”方面的探讨，汉诗人赞誉其义举和贤德，为汉王朝免去战争和烦恼，在此类诗作中，昭君更像

是一种符号化的存在，她的形象容纳了汉诗人关于“贤妃”几乎所有的想象--忠君体国、不惧远嫁匈奴，大义有功。

接下来分析朝鲜汉诗人笔下的昭君“妖姬”“艳妃”形象生成过程。在昭君诗的书写中，昭君和毛延寿往往处于对立的状态，诗

人几乎无法同时站在矛盾的两端。如上文列举的汉诗人对于毛延寿的褒扬，这种褒扬的基本前提就是，昭君是应该被否定的，是误国

的，是非正面的形象，于是昭君的形象被张贴上“妖姬”“

“艳女”等丑化的标签，如:

态色难捐本质然，心留慧识怨绵绵，

不尤画手尤天命，只恨生为艶女身。

又如柳希春(1513-1577)《悼明妃》一诗云:

昭君在汉宫，三千让倾国，

尤物何足恋，所贵在有德。

堂堂萧大傅，曾为恭显贼。

爱贤如痛惜，赫然诛奸慝。

翻与其天职。

不惟废天讨，

孔圣叹未见，

好德如好色。

在这首诗中，柳希春将昭君视为“尤物”，

但又肯定了昭君的“有德”，并在诗的最后再次强调“好德如好色”，试想如果昭君

没有和戎之“德”，恐怕更没有被怀念的理由。

更有甚者，非但不认可昭君的和戎贡献，还将矛头指向昭君的胡儿，认为昭君不应诞下胡儿，这未免显得太过刻薄，究其原因

诗人的立场一直都在“国”而不在于“家”，胡儿为汉王朝平添了许多忧患，有诗云:

堪笑昭君卧毳幕，生得胡雏添汉忧。

综观朝鲜王朝时期昭君诗中的“贤妃”和“妖姬”两类截然相反的形象，诗人评判的标准皆是昭君是否有利于汉王朝。无论是

"贤妃”还是“艳妃”，汉诗人对于昭君形象塑造显得过于冷静，呈现出义理化的倾向，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贤妃”和“"妖

姬”“艳妃”虽形象相异但内涵方面殊途同归。

三、朝鲜汉诗中昭君诗的特殊意义

(一)理学介入文学领域的产物

朝鲜王朝以儒教治国，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统治理念。朝鲜朝初期诗人除了歌行以外的其他诗体的汉诗创作所体现的宗宋

特征，其诗歌主题意蕴可以概括为--具有政治意味的“言志”与具有道学意味的“说理”而这恰恰准确地把握住了宋诗的本质特

征。[以上列举的柳希春《悼明妃》一诗呈现出的浓厚说理意味，虽然这不仅仅体现在朝鲜时代的昭君诗中，但昭君诗为理学介入文

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文本载体。

(二)华夷观的情绪化呈现

朝鲜半岛一直以来以单一民族占据主导，相比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朝鲜半岛的民族观、华夷观或许更为激进和鲜明，据《朝鲜王

朝实录》记载，“戎狄之患，自古有之，惟茲狗鼠，奚足算哉?人面兽心，乍臣乍叛，难以尽信，难以尽歼。伏望殿下内修文德，外

严武备，以示威爱;节减赉予，差等馆待，以观诚伪，彼若知侵轶之为难，则必将倾心而率服矣。"这种情绪在涉及匈奴风俗和塞外

景观的昭君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部分诗是朝鲜时代汉诗人“华裔有别”观念的情绪化呈现，之所以笔者称之为情绪化呈现，是因

为在此部分的汉诗中，朝鲜汉诗家存在普遍的夸张化甚至是丑化的状况。如金正国(1485-1541)《戏答晦伯》一首:

得失荣枯自有时，一人欢乐一人悲。

谁知瘤女逢贤主，何意昭君嫁丑夷。

别殿宠思关运命，长门憔岂人为。

耕田喜雨刈愁雨，尧舜由来病博施。

诗中“丑夷”与“贤主”相对，立场鲜明。

又如成汝学(1557-?)《明妃词》一首，诗曰:

满碛寒云海雁飞，几年犹着汉宫衣。

凶奴纵道强如虎，难禁孤魂死后归。

哪怕是重重艰险，死后魂魄也要回归故国，可见诗人对于匈奴世界的抗拒。又如赵任道(1585-1664)的《天边尙挂长门月》

诗，诗中的昭君羞于与匈奴偕老，诗云:

绮阁弯庐千里隔，胡天汉地一轮悬，

却羞胡羯将同老，还羡嫦娥永独眠!

朴致馥在《论介岩》一诗中塑造了一位报倭酋投江而死的妓女，并以“生得胡雏添汉忧”暗示昭君面对夷狄之无动于衷，甚至剩

下胡儿，为大汉平添忧患，这更是传达出诗人对匈奴血脉的鄙视。而反观诗中的那位妓女，

“歼一倭酋尙贤已”，以死博得了诗人的

认可。

王辰之乱，晋阳城陷..

.有妓论介者，才色殊绝，酋爱之，因要酋至江上危岩，歌舞兴阑，遂抱酋投江而死.…上有百尺高楼，壮

士忠魂发冲冠。生不欲被污，鳞介诚为辱，等是死，歼一倭酋尙贤已。莫道壹倭少，人歼壹倭倭且休。堪笑昭君卧毳幕，生得胡雏添

汉忧。

(三)忠君思想，明君理想的集中抒发

本文认为，在朝鲜时代昭君诗的书写过程中，“贤妃”和“妖姬”“艳妃”等形象在内涵方面殊途同归，且对其正面的书写全部

基于她的形象容纳了汉诗人关于“贤妃”几乎所有的想象这一前提--昭君具备忠君体国、不惧远嫁匈奴，大义有功等品质。因此

朝鲜时代的昭君诗是士大夫文人面对忧患时忠君思想与明君理想的集中抒发，而与之相对的被翻案的毛延寿形象同样承载了“清看

侧”的臣子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