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神农架系列”作品问世以来，湖北作家陈应松的小说便与“苦难”“底层叙事””疼痛”等字眼紧密相连，构筑了一幅幅聚

焦乡土、直面人生百态、直击时代神经、直触社会伤痕的文学图景。在"疼痛”的深刻描绘之外，陈应松作品中另一条贯穿始终的主

线便是“孤独”。从“船工故事”中那份鲜为人知的漂泊孤影，到“最后一只豹子”那孤独哀婉的舞步，再到柴然灯魂灵漂泊无依、

难觅归途的苍凉，陈应松的诸多力作均被一层浓厚的孤独氛围所笼罩，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凄凉与寂寥。尤其引人深思的

是，当这份孤独与生死大义交织在一起时，他的作品便超越了单纯书写苦难、表达现实忧虑的范畴，进而升华成了对现代人生命本质

与存在意义的深刻哲学省思。

一、孤独与抗争

陈应松的创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是一个文化界普遍热衷于“寻根”探索的年代。但陈应松并未响应这一时代的宏大叙

事。相反，他深耕于自己熟知的“船工生活”土壤，巧妙地在“船”与“岸”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编织出一幕幕关于漂泊的

动人故事。在《黑艄楼》中，好不容易招工到船业社的“我”，却既不被"驾长”一家待见，也不被昔日同学认可一"她瞧不起我

因为我是船工，而船上的人瞧不起我因为我不是船工”。在"他者”镜像的映照之下，“我”作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理性本质遭

遇了前所未有的怀疑与动摇，进而引发了“我究竟是准？我是干什么的？”的疑问与追问。这种对自我本质的深切质疑，以及与周遭

他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隔膜，不仅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个体的渺小与孤独无依，更促使“我”对现实境遇中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

主体意识和文化使命展开持续的审视与追问。在《黑藻》《一船四人》《大街上的水手》等其他船工小说中，陈应松同样以“船”

“岸””河流”等意象、符号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迷茫、孤独，以及对”河”与”岸”的矛盾、仿徨、纠结心理。对此，研究者聂运伟

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自卑、恐惧、孤独、寻找、忧郁、软弱伴随着他们追梦的脚步并逐渐凝结生成为他们的生存特征，其

独特性就在于承担着城乡差别及其所承载的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与冲突带给他们自身的矛盾和裂变”①，他们净脱了政治的枷锁，却旋

即陷入现代性浪朝的全面席卷之中。在急剧变革的时代，种种矛盾如潮水般汹涌汇聚，挤压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由此，他们失去了内

心的宁静与和谐，更被迫踏上一条蜕变之路，以期在混沌中寻觅新生的曙光。

陈应松认为，小说即是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写他们内心的风，云。因此，他一方面关注底层知识分子的精神变迁，细腻描绘他们灵

魂深处潜藏的悲哀与苍老，诉说他们由乡村踏入城市、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心路历程与精神上的重重困境；另一方面，他又深入底层民

众，精心塑造了一个个漂泊无依、浪迹天涯的形象，刻画了一个个孤独地挺立，与命运顽强抗争的英雄身影。譬如，《大寒立碑》中

的“父亲”、《秋帆》中的“中年汉子”、《龙巢》中的甘老大以及《归去来兮》中的居家兄弟。在这些人身上，陈应松不仅镌刻了

那份不被世人所理解的独行者的“湿漉漉的孤独感与悲怆感”，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为目标、理想，倔强不屈、执着抗争的非凡

勇气与磅礴力量。《大寒立碑》中，“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从不与人交谈，他的一生是为肚子奔忙、抚养子女的一生，也是孤独

无言的一生。陈应松以自叙传的形式述说"父亲”的一生，讲述他不为外人道的外乡人的孤独无依和为生活打拼的无奈、艰辛，字里

行间蘸满血泪与深情。《秋帆》中的”中年汉子”，本是个漂泊无依、性情散漫之人，但为了心中挚爱的女人，他驾着一艘破船历经

千辛万苦去运珍珠蚌。他与烈日抗争，与暴风雨厮杀，但一切的艰辛付出终究化作了泡影。随着珍珠蚌的腐烂死亡，他那停泊上岸、

安享生活的梦想，也最终如烟消散，化为虚无。《龙巢》中的甘老大是个”一辈子都在风浪中滚的辛劳渔人”，儿子欠债逃跑后，他

毅然承担起儿子的债务，承受了各种误解和猜疑，克服种种困难，终于用两年时间还清了所有的债款。从中年汉子、甘老大身上，我

们可以看到海明威《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的影子，看到那种直面苦难、顽强拼搏不被打败的"硬汉”精神。古希腊悲剧大师欧里庇

得斯深刻洞察到，命运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中，人与命运的冲突，本质上是一场人内心深处的斗争。两篇小说中，不论是中年汉子无

畏地与烈日和暴风雨抗争，还是甘老大英勇地战蚂蟥、斗黑鱼、筑坝梗，乃至最终制服龙巢，他们与自然搏斗的过程，也是战胜自己

内心怯弱与恐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以一种争天抗俗、铁骨铮铮的姿态，坦然承受命运赋予的孤独重压，孤勇而坚决地与苦

难搏斗，与命运抗争到底。陈应松赋予他们一种抗击绝望、反叛命运的力量，并通过他们的故事，深刻描绘了普通人难以避免的孤独

境遇，以及他们对命运的主动把握与不解抗争，从而生动诠释了”命运就在人自己身上”这一悲剧性的哲学观念。

同中年汉子、甘老大一样，《归去来兮》中的居家父子，也是与命运抗争的孤独者。不同的是，这篇小说更侧重于探讨执着向偏

执、理想向幻想滑落的危险与悲剧。小说中，大哥居仁靠摆弄齿轮起家，照现实逻辑发展，他原本会成为乡镇举足轻重的技术员，但

他幻想家的气质却注定了他以幻想压倒现实、以精神战胜物质的人生走向，其后因为城镇户口、女朋友等现实问题的受挫，无疑催化

了他向这一方向滑落的危险。发明永动机，既是大哥的执念，也是他悲惨结局的根源。正如他自己写的诗，“郎浦的水天和云彩/成全

了我的幻想/天空搁着一堆齿轮/我把我自己喂了进去”②。同样，父亲与居义，也将自己“投喂”给了各自的幻想与执念。大哥遭遇不

幸后，父亲一心要寻一块风水宝地为后代积阴德，最终，在南投山上，他以一种朝圣者赎罪般的心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而居

义，作为远近闻名的孝子，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孝敬母亲，然而，当他发现母亲“活在乡亲们中间”，对自己已无任何依恋时，

亮残忍地杀害了母亲，最终为自己那份偏执的守孝信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居家父子的悲剧，既是对目标、信念极致追求的人生悲

剧，也是自身极端性格与弱点的悲剧。从他们身上，陈应松展现了愚妄和虚幻的精神之美，也思考了理想与幻想、坚持与偏执、诗意

与罪恶之间的微妙转换，由此探讨了个体生命面对苦难希望之于绝望、绝望之于虚妄的无奈和悲剧。

“0世纪的最大灾荒是人的灵魂的灾荒，所有的旱灾、水灾、虫灾、火灾、兵灾、交通之灾、环境之灾，都源于人类的灵魂之

灾，它荒芜、腐烂，死亡在各人的内心。因为人的自欺，人们掩饰了，并且绝不承认。但是作家必须触及这种灾难。”③站在底层民

众的角度，陈应松穿透物质匮乏的表象，深刻挖掘出现实重压下人的精神苦难与灵魂灾厄，描绘他们为生存或深陷泥沼难以自拔，或

沉默忍受命运拔弄，或于绝望中奋起抗争的灵魂搏斗与人性挣扎，展现他们在苦难与抗争、孤独与困厄交织下的精神蜕变与生命张

力；以笔为舟，既对底层民众这一"沉默的大多数”难以言表的苦楚与隐忍予以深切体味与温柔抚摸，也为他们那飘零无依、动荡不

安的人生，构筑起一座看似脆弱却也是充满力量的精神家园。

二、悲壮与苍凉

在《“底层叙事”中的艺术问题》中，陈应松自述：“孤独一直是我小说探索的问题，《的子最后的舞蹈》《云彩擦过悬崖》笼

罩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其他小说都或多或少地荡漾着孤独的悲凉和壮美。”④确实，自写作开始，陈应松的小说就一直贯注着个人

之于他人、个体生命超越现实而不被理解、认可的孤独感与排异感；及至“神农架系列”，这种孤独感尤甚。《豹子最后的舞蹈》开

篇即点出了“孤独”的主题："如今，我的孤独才是真正的痛苦的孤独，没有啦，没有与我相同的身影，在茫茫的大山中，我成为豹

子生命的唯一，再也没有了熟悉的同类。”⑤作为豹子家族的最后幸存者，豹子"斧头”不仅亲眼目睹了母亲、兄弟、朋友惨遭人类

虐杀，更成为了所有苦难的汇聚点，孤独中的极致孤独者。它所承受的，绝非天性中那份“幸福的孤独”，而是源自对人类肆意虐杀

动物、破坏自然生态的深切绝望。在这份绝望中，它对逝去亲人、同类的无尽怀念，它的无声的内心独白，都化作了生命终章前的悲

壮绝唱。从豹子的独特视角出发，陈应松细腻描绘了豹子这一自然生灵，在山林与天地间所感受到的无垠孤独与寂寞，以及作为最后

见证者在生命余晖中的顽强净扎；对人类破坏自然的恶行进行强烈控诉，也对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和档共存予

以反思。

在《云彩擦过悬崖》中，陈应松再度深入探讨了自然存在对于生命伦理的深远意义，以及孤独在人性与神性中所蕴含的丰富美学

价值。小说主人公苏宝良，自20岁出头，便坚守在神农架峰顶那座孤寂的瞭望塔上，担任看守之职。岁月流转，从青丝到白发，从家

庭美满到孤身一人，他始终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默默承受着难以言喻的孤寂。他拒绝了领导将他调往山下的提议，选择继续守望着

这座瞭望塔，与自然山为邻，与草木乌兽、星辰云彩为伴。生活予他以苦难，但自然却予他以温暖与慰藉。在与自然的深度交流与

契合中，苏宝良逐渐对生存与苦难、爱欲与仇恨、孤独与悲伤、诅咒与死亡等人生课题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与诠释。他重新审视了自

己生存的意义与使命，从孤独的深渊中崛起，从个体生命的局限中超脱，融入广阔的自然世界，实现了生命的和谐与精神的皈依，最

终成为一位充满神性的森林守望者，静静地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

德国哲学家M舍勒认为：“任何（哲学的）受苦学说都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关于人之心灵动荡的符号性意义，以及一种引示，将各

种引导性的、富有意义或空无意义的力量引入心灵动荡的形形色色的情感游戏。”⑥尽管陈应松对苦难抱持着一种独到的审美体悟，

但实质上，苦难不仅是其小说中用以承载人性本质精髓的媒介，更是他精心构筑生命伦理体系的基石与孵化器。《滚钩》中的成骑

麻，为了生活不得不加入“只认钱不认人”的“史壳子捞尸队”。在三个大学生溺水身亡事件中，老板史壳子丧尽天良，挟尸要价，

致使成骑麻被千夫所指、万人唾骂。在这篇弥漫着死亡、哀嚎气息的小说中，陈应松将自己的悲悯与悲愤诉诸笔端，消殒的年轻生命

与"挟尸要价”的人性沦丧，因病致贫而无奈自沉的农民与利欲熏心的捞尸老板形成强烈对比，凸显出人事的荒诞与底层无告的悲

哀。“江上的风浪就像是永世的哭声，一波撵一波地囤积着人类的眼泪和悲伤。”⑦作者看似以平静的叙述中，汹涌着底层人民无助、

无望、无告的哀求和悲伤，以及对人性荒凉的控诉。小说结尾，成骑麻自灰烬中艰难地翻寻出那已被烈焰熏得漆黑的滚钩，独自坐在

夕阳的余晖之中，伴随着哀婉忧伤的萨克斯曲《回家》旋律，更衬托出成骑麻无家可归的悲哀与无人理解的孤独寂寥。

在《生命中不能承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认为，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真实。但陈应松的小说中，多的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的悲哀与困顿，多的是饱蘸血泪的辛酸与愤怒。小说《母亲》中，身为子女的人，在母亲病重，之际，不得不狠心喂她服下那致命的毒

药；而在《八里荒轶事》里，端加荣因无法忍受丈夫毒打而被迫离婚，携女遁入“八里荒”，搭窝棚、开荒地以度日，却遭遇了女儿

遭狼吞噬、窝棚被焚、开垦的土地被收回等一连串的不幸。即便如此，陈应松仍坚守着”文学的同情心”，在人性严苛的试炼场上，

以个体的渺小对抗群体的洪流，以孤独的坚韧挑战存在的虚无，于荒诞不经的叙事脉络中，熠熠生辉地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与神性的雅

致。在这方面，他既“哀民生之多艰”，对苦难生存下的底层民众以同情、抚慰；又执著于对理想人性、生命本质以追问。在文学世

俗化、娱乐化、媚俗化、自说自话的今天，陈应松的小说既具有“不能承受之重”的尖锐疼痛，又有着追问宇宙奥秘、关怀世道人心

的精神贯通，由此，其作品或多或少弥漫着一种悲壮或苍凉之美，回响着两千多年前那一个近乎消亡的文化传统的空谷跫音。

三、存在与荒诞

在《论死亡》中，陈应松认为，没有死亡，就没有诗、哲学和宗教。在陈应松小说中，“死”与“诗”构成其写作的两极，作家

在死亡的荒诞中洞悉人性幽微，在诗意中发现存在的荒谬，进而“揭露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思考人类的罪与赎。

1999年出版的《失语的村庄》，揭开了农民失语的精神症候。陈应松说："失语是一种生理现象，但它也是一种时代疾病。不光

城市人失语，农民更失语，他们没有说话的地方。”®在小说中，开隆因思念亡父，日复一日地在昔日埋葬父亲之地挖掘，希冀能寻

回遗骨、重新起坟。但他的这一举动并未得到老婆、孩子以及村民们的理解。终于，在对亡父无尽的追思与现实的重重威逼之下，开

隆不幸患上了失语症，与当年被割舌父亲的命运一样，有言却难以启齿，有苦却无处诉说。小说以“失语”为题，不仅是对开隆生理

疾病的直接描绘，更深刻隐喻了一种精神困境与时代症候。陈应松采用多主体、多视角、多声部的手法展开叙事，仿佛精心构筑了一

场“众声喧哗”的盛宴，但深入剖析却不难发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宛如一座孤岛，他们各自沉溺于自己的小宇宙，自言自语，

彼此之间既无交集，亦难理解。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说："如果我们不开口说话，沉默的黑暗统治就会降临。”®虽然在小说中，每

个人皆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倾诉衷肠，但“语言”与“言语”、“说”与“听”的分离，使得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孤立、隔

绝，内心的喧嚣与现实中的失语相互交织，不仅是开隆一人，整个村庄都仿佛成了时代风暴之下无声的“失语者”。他们暗哑、孤

寂，默默地背负着千百年来农民因循的精神重负，也孤独而绝望地直面“失语”所带来的无尽黑暗与深切痛苦。作者以失语为喻，深

刻地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巨大精神危机，同时也真切地反映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原子化”背景下农民个体的孤独与无

助。

萨特曾言，”他人即地狱”，将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从本质上界定为冲突，断言我们永远无法与他人达成彻底的主体间理解，自

然，我们也永远无法窥探他人的内心世界。毋庸置疑，《失语的村庄》正是这样一部因失语而深陷孤独与黑暗的时代隐喻，它生动地

诠释了人与人之间难以逾越的隔阂与疏离。无独有偶，《马嘶岭血案》也是表达”一种人的孤独，无法诉说和交流而产生的心理暗

流，人在那种万念俱灰中的挺而走险”⑩。在小说中，孤独最终导向了死亡的深渊，而推动孤独暗流涌动的，是比盆穷与欲望更为骇

人的冷漠。小说中，“我”与九财叔到勘探队当挑夫，但以祝队长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对"我们”这样的"挑夫与苦力”并未流

露出丝毫的人文关怀，相反只有冷漠、轻视与提防。由于身处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九财叔、”我”与勘探队成员只能在各自的认知

视域中思考，遵循各自的惯性行事，而难以跨越隔闵进入他人意识，给予平等与理解。尽管”我们”也曾主动通过”借书”"唱歌”

以及远赴四川购粮等举动，试图弥补彼此，之间的裂痕，但一句“干什么，这个值几十万”的怒吼，以及随后那向轻描淡写的“不干就

拉倒”的辞退，不仅宣告了“"我们”努力的徒劳，更深刻地揭示了底层农民与知识分子之间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巨大鸿沟。最终，贫

富差距的不公、信任的缺失、人格身份上的敌视与偏见，在九财叔心中累积成仇恨与怨愤，加之贪婪的驱使，终于酿成了一桩骇人听

闻的血案。

虽然“马斯岭血案”本有其事，但陈应松却以文学的方式再现了好人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毁灭深渊的心路历程，书写了人在压抑、

冷漠境遇下的心理扭曲、异化，展现了贫富差距下人的自私自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信任危机、社会危机，为这个脆弱的社会

结构敲响了一记警钟。小说《马嘶岭血案》发表的同一年，举国震惊的“马加爵血案”发生，血淋淋的现实印证了艺术创作的“先见

性”，也证明了陈应松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

研究者李建军认为：“陈应松通过诗意的渲染和描写，将马断岭转化为一个狂乱、荒凉、恐怖的象征世界。”心确实，在《马断

岭血案》中，血腥暴力的开山斧与美好纯洁的红发卡、红水晶形成了鲜明对比，手起斧落的残忍与孩子渴望读书的纯真希冀交织在

起，血花飞溅中，或蜷缩或躺卧的尸体与苍山浴日的壮美景观赫然并存，共同构筑了一个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世界。陈应松以冷静

而克制的笔触，巧妙地将血腥与壮美、暴力与纯洁、杀戮与希望这些看似以对立的元素叠加交融，在死亡的惨烈与诗意的抒情之间游

走，深刻揭示了“马斯岭血案”背后人性的幽暗以及存在主义的荒诞本质。在他的笔下，整个神农架仿佛成了一个迷狂错乱的象征世

界，它既是鲁迅笔下那个愚味与权欲交织的"铁屋子”的再现，也是为蝇头小利争得你死我活的底层民众与为保住既得利益而紧抱成

团的特权阶层诡异合谋、共同编织出的无形却强大的“无物之阵”。《火烧云》中，图书馆员龙义海赴村扶盆，怀揣知识与法律，欲

助乡民脱困。然而，他孤军奋战，无力阻止乡霸欺凌，无法解决天旱悲剧，更难以推动修路修塔。他满怀善意，却最终命丧村民烧龙

祈雨的火海与“烧死旱魃”的诅咒声中，他手中紧握着未烧尽的民事诉讼状，想要为寒巴猴子和村民讨公道。龙义海如鲁迅笔下的

”孤独的斗士”，痛心村民愚昧贫穷，欲行精神扶盆，但底层愚味与村霸奸恶交织成的”无物之阵”，不仅让他的努力化为泡影，更

让自己成为“无物之物得胜”的牺牲品，陨落于民众愚味的狂欢中。

鲁迅曾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在陈应松的笔下，启蒙者的孤独却最终沦为了无意义的虚妄之境。透过龙义海

的命运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鲁迅笔下启蒙者的悲剧身影，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现代乡村启蒙之路的崎岖与坎坷。对此，陈应松是

悲愤的，而悲愤正是源自于价值的失落与沉沦。于是，陈应松以笔为剑，一面毫不留情地将有价值的事物毁灭给人看，另一面又以诗

性盎然、诗化唯美的语言，对死亡进行深情地吟咏与歌颂，在死亡与诗意中揭示存在的荒诞与无奈，用文字将满腔的仇恨毫不留情地

回赠给了那个卑鄙无耻、令人诅咒的现实，将其化作一股挑战社会、撼动人心的强大力量。

四、悲悯与超越

自20世纪未现代乡村转型以来，乡土小说也经历了流变、转型，在此背景下，很多知识分子逐渐放弃独特话语，融入大众生活。

但陈应松始终坚守作家主体精神，深入内卷化的基层政治，细腻描绘底层民众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他以诗意的抒情为媒介，在字里行

间探寻希望、温暖与光明，在人性的幽暗深渊、存在的荒诞与虚无中寻觅救赎的力量。

《松鸦为什么鸣叫》正是这样一部于生命苦难与人性荒芜中探索救赎的力作。小说始于伯纬“背尸回乡”的承诺，讲述他将朴素

信义融入日常的故事。自首次”背尸”，伯纬便与“死亡”“尸体”紧密相连。在与死亡同行的日子里，他目睹人性百态，却始终坚

守”车翻即助”的信条。一次次车祸，一回回背尸，他的人性本质逐渐升华，由偶发善行变为常态生活。在车祸频发的皇天垭公路，

在人人奔忙逐利的时代，这份信念与美德犹如寒冬夜火，照亮生命，温暖人心。如果说《云彩擦过悬崖》中的苏宝良是森林的卫士，

伯纬便是人性的守望者。他超脱物欲，不为金钱所诱、世俗所困，以一己之力抵挡金钱侵蚀，烛照人性光辉，给予迷途、失足、坠崖

者最后的温暖救赎。陈应松视伯纬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英雄。其自嘲“我这辈子就是个背死人的命”，既映照

出他一生的凄苦命运，也是他历经磨难仍忠厚善良、洞悉人性仍满怀爱意、直面生死仍孤勇无畏的写照。

文学同情心既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写作的归宿，既是创作的方法、文字的灵魂，也是思想的砝码、做人的良心。”作家可以以

非常真实严酷的态度去创作作品，但是这种严酷背后，一定有一种更深的热情存在，他的作品是有着深层的热度的。那就是对这个世

界，以及身处其中的人本身的热切关怀。”®虽然《松鸦为什么鸣叫》全篇都笼罩着死亡、凄惨的氛围，但在伯纬身上，陈应松寄予

了对这个世界的热情，为此，在逼近死亡的“前线”中，在对“背尸”行为的极致书写中，陈应松既赋予伯纬乐天知命、直面苦难的

生存智慧，又彰显出其人性本质中的热情、善良、坚韧、勇敢等美好品德，为迷途之人、夜行者照亮前路。同样，在《还魂记》这篇

鬼魂视域的小说中，陈应松以“燃灯”为主角，以“灯”"火”为意象，写下对农民、乡村、大地的爱与思。在这篇小说中，陈应松

以柴然灯的还魂之旅为主线，借他的视角展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崩溃与衰败，也借他之口唱出了游魂对故乡的依恋。整篇小说弥

漫着一种阴郁、压抑、孤独的氛围，唯一的光亮是那个举着流星锤一样的火炬奔跑的五扣。这个在大风中奔跑，见东西就点的少年，

犹如旷野里的精灵，他的出现，刻破了沉睡的黑鹳庙村，也为荡涤黑暗、丑陋的魑魅魍题世界埋下了火种。在五扣身上，陈应松寄寓

了故乡新生的希望，在他看来，由于社会的急剧转型，农村在经济进步的同时，也丧失了文化、信仰和道德支撑，看似生机勃勃实则

一盘散沙，必须来一场大火涅槃重生。因此，小说中五扣的火炬意象，就具有了鲁迅笔下扫除黑暗、照亮“铁屋子”的文化寓意。同

五扣一样，陈应松也赋予了“柴然灯”暗夜独行者的文化意味。在他身上，做个好人的愿望与沆瀣污秽的现实、然灯照明的愿景与昏

味不明的故乡、还魂回乡与无乡可回的梦魔混合在一起，使得他只能成为一个“孤魂野鬼”，游走在故乡的大地上。借“柴燃灯”这

一人物形象，陈应松既抒发了人生和生命的伤感，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怀念，又打破生死、虚实界限，以象征主义的笔法，讲述关于

生命与故乡的存在寓言，写出现代人极端的孤独意绪和孤魂野鬼的终极状态。

在《还魂记》后记中陈应松谈道：“靠什么抵御恐惧，只有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明亮平等健康的生活，人与人的相亲相爱。生命固

然有无可抵挡的苦难，让我们在黑暗中活着…唯有活下去，才能让村庄薪火相传，让黑暗转化为心中小溪一样的光明。是什么使我这

样纠缠于对死亡和生命的思考？这也许是文学到了一定的时候，是要说真话的。”陈应松主张书写真实生活与严峻现实，以尊严和

诚实感知大地的深度与荒凉。他硬山冷笔写温情，以悲悯的情怀和暗夜独行者的虔诚，映照民族精神缺陷与人性深渊，播撒下生命的

火焰与新生的希望。在他的笔下，伯纬在寒夜托举人性向善，苏宝良在山中参悟生命与自然合一，白椿以晦暗双眼照亮乡民前行之

路，五扣穿梭乡村照亮黑夜与人性，然灯游荡故乡夜反复吟唱对故乡的深情…陈应松继承屈原楚文化传统与鲁迅绝望抗战精神，赋予

人物善良、光明、勇敢、坚韧等质素，让他们在孤独中超越边界，接近神性。他深信作家须触及灵魂灾难，小说须直击并改变人心，

为此，他以孤独者姿态，用作品构筑道德，用文字抚慰生命，以残酷诗意寻求灵魂守望与救赎，写下对乡土、国家、民族、人类深沉

的爱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