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关于白寿彝先生的史学研究，成果丰富，讨论深入。综合来看，对白先生提出的“历史文学”这一命题研究相对较少1，且没有把它看作一个理论体系加以认识。实际上，白先生关于历史文学的论述，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对这一理论体系作进一步认识，明确它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理解它在中国史学实践中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白先生的史学思想，而且有助于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历史文学”命题的提出与不断探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存在一种以论代史的风气。1961年1月，白寿彝先生写了《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借以表示不同意见。正是此篇文章，开启了白先生思考中国历史文学优良传统的学术之路，为以后自觉的历史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年3月，白先生又撰写了《谈史学遗产》这一史学遗产论名篇。2文章不仅论述了研究史学遗产的重要意义，指明了史学遗产研究的态度与方法，还提出了史学遗产研究的“七个花圃”，而历史文学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3这既明确了历史编纂学与历史文学的关系，又指出了历史文学在中国史学遗产研究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白先生渐渐觉得，史学“遗产中有些东西还是有生命力的，有时还感到它在那儿跳跃。要把古人留下来的财产，变为我们现代的财富，这对于建设新史学，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41981—1982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发表，其中《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专谈“历史文学”5，这是时隔20年再一次谈历史文学遗产。相较以往，这篇文章对历史文学说得更加清楚、具体，也深入了许多。尤其是白先生首次对历史文学内涵作了说明，在系统总结中国历史文学传统、成就及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当代史学工作者加强文学修养的重要意义。
1982年，白寿彝先生开始着手组织编写《史学概论》，198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特点之一，就是以专章形式将历史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问题加以讨论，而不是像其他《史学概论》将其列到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部分6，可见主编者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学术情怀。1983年7月，白先生开始撰写《中国史学史》第一册，1984年12月完稿，1986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被学界誉为“最能代表白先生史学史研究学术成就和水平”7的著作，对历史文学论述更加深入，并有新的突破。书中，白先生对历史文学的内涵作了进一步思考，对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辩证分析，对历史文学优良传统作了更加明确的概括与提炼，坚定认为历史文学应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是白先生多年来对历史文学的不断探索经过反复的再认识之后思想升华的学术结晶。1986年，白先生主编完成《中国通史·导论卷》，也专列有“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一章，又一次对历史文学的内涵、文史关系、历史文学传统以及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等方面作了详尽论述，使他提出的历史文学在理论上更为充实、丰富与深化。
白寿彝先生对历史文学的思考与探索伴随他的一生，从未中断。1995年，已是86岁高龄的白先生，依然关注历史文学研究。他在同《史学史研究》编辑谈史学史研究问题时说：“历史文学很重要，这方面研究得很不够。”8这体现了白先生为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殚精竭虑的学术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令人感动。
二、历史文学论的构建
白寿彝先生着眼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从内涵、内容与路径、基本原则、文史关系、历史教育等方面，对历史文学作了理论阐释，实已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
（一）历史文学的内涵
何谓历史文学？白先生从史学理论角度提出了一家之言。当然，历史文学的内涵在白先生史学研究中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他看来，历史文学至少可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著作中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或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而他所要讨论的历史文学，也即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学，为第二种含义。9他后来又提出，所谓历史文学是指“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10。这样的提法，更加强调历史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即“真实的历史记载”。他说：“历史文学所要求的艺术加工，以不改变真实的历史记载为原则。”11这是在寻求历史文学的艺术性与科学性二者间的一种平衡与统一，但又不漠视史学与艺术间所存在的张力。
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白先生再一次从文学与史学的内在关系角度丰富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之内涵。他指出：“历史文学作为对历史的文字表述，这跟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性质上的不同。有的人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认为文学和史学是两种不同的学问，应该截然分开。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就文学而论，它可以包含两种历史文学，一种是用历史题材写的文学作品，其中允许有为了艺术上的需要而进行的虚构。又一种历史文学，是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就史学而论，只要你写史书，就必须进行文字上的表述，因而在文字上需要下一番功夫，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无论就文学方面或就史学方面说，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是不好截然分开的。”12这是他在关于史学与文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认识基础之上，从性质上区分的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与文学意义上的历史文学，使历史文学的内涵更为深刻，学术发展更有生命力。
尽管梁启超较早就谈及了历史文学问题，之后李大钊、何炳松、张荫麟、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对历史文学有所认识，但“从史学理论的角度来说，是白寿彝先生首先提出了‘历史文学’一词，并给予两种意义的区分”13。这一提法很快得到了史学界的积极响应，当时就有学者呼吁历史学家不应该回避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甚至建议历史学家应该积极参与历史文学的创作14。
白先生始终把历史文学作为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认识，对中国历史文学的悠久传统与显著成就给予理论总结。可以说，历史文学内涵表述的不断丰富，正是白先生基于对中国史学上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及发展情形的精准把握和深刻理解，并从理论高度阐释了历史文学在史学功能发挥中的独特性与重要性。
（二）历史文学的研究内容与路径
白寿彝先生提出的“历史文学”，不仅内涵深刻，内容也很丰富。他对历史文学研究的内容与路径都有所思考，尽管只是一个提纲式论述，但对于我们推进历史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是从史学家的作品中直接研究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如《左传》《国语》《战国策》，都是大量地记录语言的书，又各有特色。自《左传》以下，中国历史上大史学家往往即大文学家，司马迁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正如白先生所言，“在《史记》以后的历史书中，也不断地有些写得好的篇章，但像司马迁那样把历史的文字表述和高度的文字修养结合起来，是很难找的”15。《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李斯列传》《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李将军列传》等，都写得特别精彩，均可作为我们研究司马迁“历史文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司马光《资治通鉴》也以写战争而闻名，书中所记赤壁之战、淝水之战，都是有名的篇章。白先生专门撰写了《〈通鉴〉写赤壁之战》《〈通鉴〉写李愬平蔡州》16两篇文章，论述了司马光的历史文学成就。
二是从史学评论著作中研究历史文学的理论和经验。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是典型代表。《史通》中有《烦省》《浮词》《叙事》《书事》《点烦》《核才》等篇，对史书烦简、文史关系等都有理论思考。对于刘知几《史通》中提出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白先生曾有这样的评价：“‘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一语本是孔子称赞子产重视外交辞令，在彼强我弱情况下能委婉而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折服了对方，传播于远近。刘知几把它提高了一步，用来说明历史文学对于史书广泛传播的意义，赋予它以普遍性的品格，而成为历史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17章学诚《文史通义》发挥了刘知几的一些认识，在历史文学理论建设上又向前迈了一大步。再有顾炎武《日知录》中有《文章烦简》和《于序事中寓论断》的专条，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表述，值得关注。受白先生的启示，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刘知几、章学诚的历史文学理论进行了探讨18，指出刘知几的历史文学理论具有继往开来的特点，章学诚将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理论推向了高峰。
三是从史学家对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评述方面来研究史学家的文学观。其中，典型者就是史家在史书的文学家传中所表达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如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列有《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儒林列传》，班固在《汉书》中列有《司马相如传》《扬雄传》《贾谊传》《儒林传》等。特别是范晔所撰《后汉书》始设《文苑列传》，开启了文学家的类传书写。之后，《文苑传》在正史中普遍出现，只不过有的称《文苑传》，有的称《文学传》，有的称《文艺传》。这些文人传记，集中体现了史学家的文学观。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这方面的成就很丰富，值得重视和深入研究。
四是从文学评论家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历史和史学的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中有《史传》篇，很好地表达了文学评论家刘勰对历史及史学的理论认识。其他像“三苏”（苏洵、苏轼、苏辙）、钱谦益等著名文学家对历史及史学均有精深思考和理论探索，有些认识还具有开创性或超越性。
白先生从以上四个方面对历史文学研究内容及路径作了初步归纳，为历史文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基本框架，隐含了有待深入开拓和努力探索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目前来看，有些方面已有学者作了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有的依然需要研究者拓展与深化。
（三）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
白寿彝先生在总结中国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即历史表述要准确、凝练、生动。他说：“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19准确，“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里，用准确的文字来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20。凝练，“是能用简练的方式表述比较丰富的内容”21。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22。凝练须以准确为基础，做不到准确，就不会达到凝练。生动更不易，需要对表述的对象有深刻的理解，也需要作者更有才华。这是白先生在批判地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借鉴近代以来关于历史文学的思想成果，结合自身史学实践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可以说，“准确、凝练、生动”这一历史文学的基本原则，是从历史学的本质特点和中国传统史学的经验中概括出来的。23
白先生所提出的“准确、凝练、生动”这六个字是有逻辑体系的。历史表述首要是准确，这是历史文学科学性的本质要求。白先生指出，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准确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故准确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史学家的史学、史才、史识和史德等多方面的要求。凝练与生动，则是从层次递进的技术思维来呈现历史文学的艺术性，但也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同样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和对材料的取舍。史学工作者要想做到这一点，须有长期的努力。准确、凝练、生动，合在一起，就把历史文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起来。
（四）文与史
文与史，最早是不分开的。《尚书》是文史不分家的集中体现。后来，文学和史学逐渐趋于分离。《春秋》的出现，表现了史学和文学分离的趋势。从战国到秦汉，这种文史分途仍在继续。虽然二者各有专门的职能，但文史分途又不能全分，这是由于史不能离开文。故白先生指出：“文史不分家是中国的古老传统。的确不必把文史二者分得太清楚，否则是不好办的。”24
白先生对文史不分家传统作了辩证的理论探讨。他指出：“由文史不分家，到文史分家，我们说这是个进步现象、必然现象。但是进步不应该到此为止，还应该有第二次的进步。第二次的进步是分家而不分家，我们应该进步到这个程度。第二个不分家，跟第一个不分家不一样。第一个不分家，是因为文化不发达而不分家。第二个不分家，是分家的发展。文离不开史、史离不开文，但主要地是有文有史，或以文为主，或以史为主，既有分家的相对独立性，又有不分家互相辅助补充的作用。从我们搞历史工作的讲，还是应该以历史为主。”25这是把文史关系看作两大发展阶段，即由文史不分家到文史分家，是第一阶段的进步；由文史分家到文史不分家，是第二阶段的发展。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却又互相辅助的文史不分家传统，既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传统，也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对这样的传统进行研究，是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正如白先生所言：“从史学传统来看，历史和文学有一个分合的过程，而它们在分离以后又还存在各种联系。研究这个过程和这些联系，可以提高我们对历史文学的重要性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前人在历史文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6
文中见史，是白先生关于文史关系认识的另一种表达。他说：“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社会现象，在史书里未必有正式的记载，但在一些文章里面倒可以反映出来。”27《史记》所载李斯《谏逐客书》是一篇有名的文章，但文章里所反映的历史情况并不是都被注意到的。《汉书》所载贾谊《陈政事疏》所说秦俗，是一条很重要的社会史料。故他认为：“《史记》《汉书》分别收录了这两篇文章，也是‘以文见史’的意思，但司马迁、班固对这两篇文章的着眼点，不会完全跟我们相同。我们对这两篇文章，还可以另眼相看的。”28这为我们重新审视《谏逐客书》和《陈政事疏》的史学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助于深入认识“文中见史”的传统。
（五）历史文学与历史教育
白寿彝先生非常关注历史教育。他认为：“历史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教育工具。我们不应该简单地说历史知识、历史教学，还应该强调历史教育。”29对于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他提出了三点：第一，是要让年轻一代懂得做人的道理；第二，是要他们懂得历代的治乱兴衰，培养他们的政治兴趣，关心当前的政治形势；第三，是历史前途的教育，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30
实现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离不开历史文学。白先生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31他又言：“历史工作者，要用丰富的历史事实来教育广大人民，让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前途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要普及历史知识，就要写大、中、小各类的书。高深的浅显的都要写。写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是要提高大家的认识、丰富大家的历史知识与文化生活的。如果你写得不通顺、不明确、不系统、不生动，别人就会不愿意看。所以，要把文章写得别人愿意看，喜欢看。这很重要。”32作为历史工作者，就是要为广大人民服务，更好地把历史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写历史书、历史文章，要让更多的人看得懂，喜欢看，愿意看。把历史知识交给广大群众，这是白先生关于历史文学与历史教育关系认识的核心，也是历史文学人民性的生动体现。
白先生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开创就是把历史教育与史学遗产统一起来，深入思考历史工作者的时代感与责任感。他在讲历史教育问题时，往往会讲史学遗产问题，自觉地把二者有机结合。而历史文学是史学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历史教育实践的关键。故在白先生的历史文学论体系中，历史文学与历史教育内在关系的理论认识自然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三、历史文学论的理论价值及社会意义
自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就开始思考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方向与路径。他批判地继承中国史学遗产，借鉴近代以来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不断开辟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历史文学就是其中之一。经过40年学术探索和理论思考，他的历史文学论已形成了一个体系。这样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走向深入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助于推进当前历史教育的拓展。
第一，历史文学论的提出，不仅开辟了新的史学史研究领域，更为认识和把握中国史学发展规律拓展了空间。
把历史文学纳入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并作为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重要分支，是白先生最先明确提出的。可以说，历史文学的提出，为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更加有助于认识中国史学遗产的理论价值及社会意义。
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阐明史学发展规律。白先生提出，除了阐明唯物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并从而壮大了我国史学这一基本规律外，史学史研究还有技术方面的发展规律，历史文学发展的规律就是其中之一。历史文学有其技术性的细节，也有其理论上的指导及其分歧和斗争。33他进而指出：“研究这些规律，不在于纠缠技术性本身的细节，而在于掌握其理论上的分歧和斗争，并从而分析它们在史学发展上所起的不同作用。”34由此可见，白先生所阐述的历史文学论，不仅为探索历史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还拓展了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空间。探索历史文学发展规律，对于史学发展基本规律的整体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历史文学论的提出，将有力地推动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与发展。
研究中国历史学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就是研究中国史学遗产的特点。而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在总结史学遗产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历史文学是史学遗产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总结和理论探讨，自然有助于建设与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认识，构成了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学论所强调的中国史学需要用中国语言进行准确、凝练和生动的表述，对于当前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历史文学论的提出，有助于深入认识史学在社会中的教育作用。
历史文学包含理论与实践双层面，这是其天然的史学属性。正是这样的特质，使历史文学在史学的社会教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对历史知识与社会实践关系的理论认识，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加具体而深入地理解历史教育与社会未来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准确、凝练、生动的历史书写，将更加科学而有力地推动当前历史教育的积极开展，使之呈现出独特的社会教育效果。
结论
白寿彝先生的历史文学论，实际上是把历史文学的历史性、科学性、艺术性和人民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突破了史学即艺术的认识，拓展了对史学内涵和功能的理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与发展。
历史文学是一个亟需继续深入开垦的史学花圃。白先生常讲，“今天咱们写的历史，普遍反映干巴巴，没人爱看。这个情况要改，我看要费很大劲。”35他多次呼吁，要重视对史学领域中历史文学的研究，积极提倡要把史书和文章写得别人愿意看、喜欢看，要努力把历史知识交给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发挥历史教育的重大作用，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
在当前史学史研究中，应当给予历史文学以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把它提到史学工作的重要位置上来。研究历史、写作历史，不但要有文学修养，更应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史学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文学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