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文学研究近年来成为国内日本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焦点，反战文学1作为其中一个方面，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为了对研究史有全面把握，我们有必要对日本学界的反战文学研究脉络做详细考察。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对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反战文学研究轨迹做一梳理，并通过和中国学界的反战文学研究史的对比，探讨日本反战文学研究的特征、与中国学界的关注点差异及产生原因。2
一、战后初期的梳理及反思
众所周知，在1945年日本战败的文化大背景下，日本知识界曾经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做过追究。在《近代文学》和《新日本文学》杂志同人发起的这场声讨中，大部分当时的“文学大家”均被列为战争责任者。[1](P60)不过，如同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风潮一样，这场追究最终在时代的动荡中草草收场。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些声讨者们在严厉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的同时，也肯定了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反战文学的存在。
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曾发表过《文学中战争责任的追究》的小田切秀雄于1949年3月撰写了题为《日本反战文学史》的文章。在文中，小田切秀雄提到自己昭和23年(1948年)初夏在《赤旗》(アカハタ)杂志上曾分三次连载《日本反战文学史素描》一文，对日本近代早期的反战文学做过简单的梳理。《日本反战文学史》则论述“明治时代直至无产阶级文学时代的日本反战文学历史”。[2](P111)文章追溯到明治25年北村透谷创办的《和平》杂志，列举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期的反战文学作品，并指出在反战方面切实继承并发展了透谷民主主义思想的是明治30年代后的社会主义文学者，例如木下尚江和儿玉花外，以及幸德秋水、堺利彦、内村鑑三等人。而宣扬临摹现实的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中除了田山花袋等人，却并未出现像样的反战文学作品。在大正民主主义运动风潮中，文学界也没有“将战争纳入自身切实的实感和思想中”,[2](P121)少量的反战作品中包括《近代思想》杂志上刊登的新井纪一的若干作品、芥川龙之介的《将军》、细田民树的反军作品等。在此之后，便是《播种人》杂志代表的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反战文学，直至1928年日本左翼文艺家联盟编辑的《反对战争的战争》一书的问世，都无可争议地证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兴起的时期是日本反战文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对于其后战争文学者的表现，小田切秀雄在指出包括无产阶级作家在内的诸多文学者存在的迟疑、妥协、屈服、迎合现象的同时，也指出宫本显治、藏原惟人在狱中的抗争，永井荷风等人的有意缄默皆为抵抗，中野重治的《歌唱的告别》、宫本百合子的《杉垣》等作品则属于反战作品的代表。在文章的最后，小田切秀雄认为“明治以来至战争结束期间日本文学中一直进行着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努力，虽然并没得到长足的发展，但这个课题更将留待今后”。[2](P127-128)如西田胜所言，小田切秀雄这篇论文可算是反战文学研究史上“同类文章的创始之作”,具有“先驱意义”。[3](P22)
除了小田切秀雄，《近代文学》同人之一的佐佐木基一也曾对日本反战文学做过专门解说。1955年他和花田清辉、杉浦明平编撰《日本抵抗文学史》,书中收录了具有反战思想的各种文学作品，创作时间基本在1936年至1944年之间，其中小说、剧本21篇，散文、评论28篇，诗10篇。在此书结尾，三位编者各写了一篇解说，对日本的抵抗文学进行了思考。佐佐木基一在解说中指出，战败初期追究战争责任和揭示抵抗实态的努力均半途而废，现在则有必要重新提起。虽然战争中的确不存在有组织的抵抗，但应该重视那些在“逃避迂回”中，“积极建构了某种东西”的作者和作品，[4](P424)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在今天的文学中发挥作用。同时他提出，不应只注重有名文学者的功绩，而应该挖掘那些不为人知的“人的体验”,这些“事实”“构成抵抗文学的基础”。[4](P425)杉浦明平和花田清辉的观点和佐佐木基本一致，三篇文章最显著的共同认识是：强调抵抗文学与“当下”的关联。即日本的抵抗文学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终结而结束，而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将在今后的文学进程中继续发展。这一态度构成日本反战文学研究史的基本格调，是和中国研究界的显著不同点。
除此以外，西田胜、汤地朝雄、平野义太郎等人都对日本近现代的反战文学做过梳理，[3][5][6]杉浦明平对“作为抵抗文学的短歌”做了专门论述。[7]其中，西田胜在文中明言，自己的论文是在前述小田切秀雄《日本反战文学史》一文的感召下写成的。[3](P22)此文也的确按照小田切秀雄对初期反战文学的脉络提示进行了史料补充。这种对反战文学史的梳理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比如在1967年的《民主文学》杂志第22期还曾出过题为“日本反战文学”的特集，篠原茂、林重一分别对明治、大正时期的主要反战文学以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涌现的反军、反战文学做了论述。[8][9]纵观以上这些论文，可以发现论者们提及的两个反战文学集中点：一是自明治30年代开始的反战文学的初期阶段，如北村透谷、田冈岭云、小杉未醒、幸德秋水等人的反战作品被反复提起。相比而言，中国研究界对这一时期的反战文学缺乏足够重视。二是无产阶级作家的反战文学。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是日本反战文学的主要阵地，这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但汤地朝雄在文中肯定无产阶级文艺政策的同时，也指出无产阶级反战文学的重要缺陷：即和其他内容的无产阶级文学一样，存在“政治性课题和艺术性课题之间的乖离”,[5](P91)这一话题在以后的日本反战文学研究中也被数次提起，但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深入解析。
二、70年代后的个案化与专题化研究
上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反战文学研究开始深入，进入个案化、专题化的阶段。例如，1970年被前述研究者数次提起的无产阶级反战作家黑岛传治的三卷本全集出版。小田切秀雄作为主要编者，在每卷后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讲解，充分肯定黑岛在反战文学领域的贡献，并对其代表性反战作品如《武装的街巷》做了比较深刻的论述。小田切秀雄指出，黑岛传治通过对底层劳动者(农民)实际生活的现实主义关注，以“最朴素的方法”实现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艺术性=思想性”这一特征。[10](P374)在论及黑岛所写的评论时，不仅重点对《反战文学论》这一反战论文名篇做了介绍，而且对《明治的战争文学》《将要入伍的青年们该做什么》等文章做了高度评价，肯定其是“厘清日本反战文学系谱的先驱性工作”,[11](P418)并提及自己在中学时读到《明治的战争文学》十分感动。小田切秀雄在前述《日本反战文学史》一文中也明确提到黑岛的《反战文学论》《明治的战争文学》这两篇论文对自己研究的影响。[2](P112)
1967年，战争文学研究者高崎隆治发表了《无产阶级运动与反战——以黑岛传治为中心》一文。在历来的研究中，无产阶级文学一向被认为是产生反战文学的主要阵地，但高崎隆治开篇便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反战作品却意外地稀少”。3[12](P93)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从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反战文学总量来说，来自无产阶级阵营的反战文学占了大半；但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内部来看，反战题材的作品的确不占主流。高崎此文是研究史上较早正面指出此问题并加以初步探讨的论述。虽然前文提到的汤地朝雄也指出过无产阶级反战文学的缺陷，但其对无产阶级文艺政策本身持肯定态度，认为在“纳普”4的文化决策中明确提出了反战文学的必要性，而且还列出过反战文学的具体主题，只不过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没有将此决策具体贯彻好。[5](P94)但高崎则认为日本反战文学的问题起因于“纳普”本身。文章首先提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学，理应更加犀利地洞察当时的社会背景，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作品却不涉及反战，而止于“罢工小说”或者“组织动员小说”题材。[12](P95)虽然自《播种人》开始的初期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反战文学曾经占据重要位置，但从1928年“日本左翼文艺家联合”编写了《反对战争的战争》一书后，反战题材开始萎缩。高崎以黑岛传治的反战文学创作历程为例，在指出作家个人的从军经历以及政府当局的高压政策对反战文学题材产生的影响之外，着重提出，“纳普”成立后，盲从共产国际的主张，将写作重点制定为以更高的阶级立场揭露国内阶级矛盾，如此，“反战便从当务之急的目标中被删除”。[12](P101)不过高崎一文止于单纯地指出问题，并没有对日本无产阶级政党的失误做进一步详细阐释和深入分析。高崎隆治提出的这一问题在当代日本左翼文学评论中也曾被提及，但至今并未得到透彻研究。日本无产阶级的反战文学在国内研究史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也一直被认为是日本反战文学的主要内容。而对于高崎隆治提出的无产阶级反战文学中的问题，国内研究界也很少涉及。
1993年，由家永三郎担任主编的20卷《日本和平论大系》出版，[13]该系列收集了从江户时代到1945年前日本思想文化界的重要和平论述，很多资料均为文学作品。如第1卷收录了北村透谷的《和平》杂志发刊词，第3卷为木下尚江特辑，收录了《火柱》《忏悔》等反战作品，第8卷为前述“日本左翼文艺家联合”编写的《反对战争的战争》一书的再版，第17卷收录了来华反战人士长谷川照子(绿地英子)的反战作品及评论。此外，安藤昌益、植木枝盛、中江兆民、幸德秋水、安部磯雄、内村鑑三等人的反战评论文也文采飞扬，可视为反战文学佳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15卷，其中收录了战争时期街头巷尾的反战歌曲及墙上涂鸦，展现了民间反战文学的蓬勃力量。
1991年，神户大学教授山田敬三和东北师范大学吕元明联合主编的《十五年战争和文学——中日现代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书由东方书店出版，5[14][15]在当时抗日战争还处于敏感话题的大背景下，中日学术界此次对战争时期两国文学关系的联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书中对永井荷风、鹿地亘、郭沫若、萧红等中日韩作家在战争期间的文学做了探讨，涉及诸多反战文学作品，很多关于反战文学的论述现在看来也颇有深度。另外，对于鹿地亘、绿地英子等在华反战作家的研究日本方面很少见，但也并非没有。比如中国文学研究者丸山升对鹿地亘在华反战活动资料的整理及相关研究。以其为首的“鹿地亘资料调查刊行会”以鹿地亘带回日本的大量在华日本人反战资料为基础，整理出版了12卷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另有别卷一册),[16]此资料对全面深入了解战时日本人在华反战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丸山升也曾撰文对鲁迅与鹿地亘的交往做过介绍和论述。[17](P97-114)
三、新世纪研究视野的拓展
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反战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拓宽，研究重点包括：反战文学与殖民地的关系研究，对无产阶级反战作家的资料整理及再审视，世界文化视野下的反战文学比较研究等。
首先，反战文学与殖民地的关系问题逐渐被研究者重视。日本学界的殖民地文学研究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经过尾崎秀雄、山田敬三、川村凑、冈田英树等代表学者的努力，可以说成果斐然，已经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具体到反战文学与殖民地的关系领域，有力的文本及研究却令人遗憾地并不多见。尽管不少日本作家都有殖民地生活或旅行的经历，但似乎并没有成为其反战思想的精神来源。1997年小田切秀雄、小森阳一、井上厦、岛村辉在关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座谈会上，曾明确提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对于殖民地的问题“十分迟钝”,[18](P433)“极少有从正面描写日本殖民地问题”的作品。[18](P431)作为反战文学主力的无产阶级文学尚且如此，其他反战文学的情形可想而知。在新世纪的研究中对这一领域的关注有所提高。可圈点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林淑美对中野重治及里村欣三等人作品中东亚认识(尤其是关于朝鲜半岛)的论述，冈野幸江对平林泰子、长谷川启对佐多稻子作品中亚洲视野的论述等。
2001年，林淑美、申银珠、赵珉淑、满田郁夫对中野重治著名诗篇《雨中的品川站》的原始文本做了细致考证，分三次以特集形式在中野重治研究会所编《梨花通信》杂志上发表。其中林淑美的论文基于新发掘的韩语文本，对此诗发表的前一年、即1928年的历史背景做了梳理，对诗中出现的“天皇即位仪式”6包含的意识形态内涵做了深度解读，由此厘清了中野重治此诗中超越民族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连带性产生原因及意义。[19](P13-111)而2000年林淑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国际主义”能超越“馒头问题”吗——日本无产阶级文化中的朝鲜》则以里村欣三的文本为例，说明其在《苦力头的表情》中经常被评论者提及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所谓的多元文化主义首先要从解决殖民地劳动力的报酬差异开始。文本通过史料梳理，证实了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其实成为了压抑被殖民者民族文化的工具。[20](P112-143)林淑美的这两篇论文相互映照，充分说明了作为战争发起国的日本，将殖民地问题真正纳入思考范畴内是多么的困难和可贵。
2015年，长谷川启和冈野幸江共同编辑的《战争的记忆和女性们的反战表现》一书出版，其中有三篇论文涉及1945年日本战败前的反战文学。冈野幸江在《帝国缝隙中被消除的记忆——平林泰子·从〈敷设列车〉到〈盲中国兵〉》一文中，对平林泰子在《敷设列车》《盲中国兵》中关于中国劳力及被俘中国士兵的描写给予了正面评价。[21](P35-57)长谷川启在《佐多稻子投向亚洲的视线——被反复的战争记忆和反战言说》一文中，对佐多稻子战中撰写的有关朝鲜的散文，及战后的《白与紫》《树影》等文本进行了解读，在肯定其反战思想的同时，也如实揭示了文本中所表现的在日本战时国策的影响下，作者对殖民地朝鲜半岛的复杂态度。[22](P58-88)另外，岩渊广子的《战争法西斯和女性——以宫本百合子的〈镜中之月〉〈雪后〉〈播州平原〉》一文虽未涉及殖民地视线，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宫本百合子文本中包含的反战主张进行了解读。指出战时日本是在报效国家的口号下将本属于女性私人问题的“结婚”纳入了国家政策层面，而宫本百合子则通过描写女性对这种婚姻的排斥，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感与抵抗。[23](P9-34)
其次，在对无产阶级反战作家的资料整理及再审视方面主要有以下成果。2001年五卷本的黑岛传治全集修订版问世，[24]和1970年的三卷本相比，不仅增补了很多散文、随笔、未公开发表的资料等内容，而且高坂薰、高桥敏夫、岛村辉、浦西和彦、黑古一夫、须田久美分别在每卷中附加了评论，对黑岛传治的反战思想进行了多角度解读。论者均认为在日本当下的文化环境中，作为无产阶级反战作家的黑岛传治有被重新认识的必要。此外，楜沢健编七卷本《选集·无产阶级文学》,其中题为《战争·反抗的皇军士兵》的第三卷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反战作品集。书中不仅收录了黑岛传治、立野信之、小川未明、中野重治等经典反战文本，也收录了不太受关注的井上剑花坊等人的反战川柳7,中村光夫、金子洋文的反战儿童作品等。在此书结尾，编者附加了题为《战斗的对手是谁?》的解说，对所收作品逐一做了简短论述。[25]除此书以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新兴代表研究者的楜沢健还于2011年出版《鹤彬—抵抗的17字》,[26]对鹤彬的反战短歌做了专门论说。由此可见，川柳、短歌这些不太被重视的文学类别也引起了反战研究者的关注。2008年随着《蟹工船》的再版热潮，小林多喜二乃至无产阶级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其中也涌现出对该领域反战作品进行再审视的研究成果。如下田城玄的《小林多喜二的反战文学》、槙村哲朗的《小林多喜二的反战文学和现代》等。[27][28]
最后，在反战文学比较研究领域，除了前文提到的战时日本和殖民地的关系外，也出现了在世界反战文化背景下审视日本反战文学的研究。如2000年出版的《光明运动和〈播种人〉》一书，是以1996年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主办的“法·日·韩国际学术研究会——光明反战文学运动在韩国、朝鲜的展开”为基础编辑而成，法、日、韩的学者围绕起源于法国的“光明”反战文学运动对于日本及韩国无产阶级运动起源的影响展开研究，编者之一的李修京在附论中以亨利·巴比塞、小牧近江、金基镇为中心对此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8。[29]通过此书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日本、朝鲜半岛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起源和反战、和平这一主题是密不可分的。
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1年的9·11事件显示人类社会离和平世界仍相距甚远。在此动荡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日本学界也重燃了追究近代日本发动战争原因的热情。如浅田次郎、奥泉光、川村凑、高桥敏夫、成田龙一担任编辑委员的20卷本《战争和文学》(另有别卷1本),[30]对伪满洲、冲绳、朝鲜战争等做了专门论述。加藤阳子的《战争的逻辑》《阅读战争》《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等系列丛书不仅为学术界，[31][32][33]也为日本大众了解近代战争的形成提供了帮助。但是，在日本社会对历史问题认识仍显暧昧的大背景下，学界对战争文学中反战领域的研究绝非一片坦途。“反战”这一词语本身就明确表明了对战争的态度，由此也必然涉及到战争责任的追究。反战文学研究者不仅在外部不时要面对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攻击，而且在内部，也面临着究竟如何界定日本文化语境下“反战”内涵和界限等学术问题。
四、 研究特点及问题
梳理战后日本的反战文学研究轨迹，我们会发现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对于日本研究者来说，反战文学(可以拓展为战争文学)研究始终是个与“当下”紧密联系的议题。这一研究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落实在“如何建构现在的日本人及日本这一国民及国家主体”问题上。从战败初期追究文学者战争责任开始，直到当代对小林多喜二、黑岛传治反战文学的重读，其实都是在追问“日本这一国家主体在近代战争中做过些什么”“文学者们对这一国家行为做出过哪些个人性的反抗”这些历史问题，都是在回答“日本还会不会再发起战争”“如果战争卷土再来，文学者怎么办”这些潜在质问。而为了摆脱历史问题带给日本人的“原罪”感，从加藤典洋的《败战后论》到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日本当代文学者们已经提出了诸多途径。《败战后论》主张如果想纠正日本人战后分裂的人格，要先哀悼日本自己的战死者；《海边的卡夫卡》则隐含着不通过语言这一清晰的理性思维过程，稀里糊涂通过异界体验完成自我疗愈的治愈之路。尽管这些论调都受到了高桥哲哉、小森阳一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判，但《败战后论》《海边的卡夫卡》受到日本社会普遍追捧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日本的反战文学研究价值应该得到高度首肯。因为他们都是在赞成“反战”这一大前提下，通过探讨前人的历程，以期获得能够实现“反战”的有效路径。从研究史本身来说，联系“当下”这一出发点也决定了日本反战文学研究史表现出某些不同于中国反战研究史的特征，比如，日本学界习惯将日本近代视为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注重追究反战文学源头，也即前文提到的对明治30年代左右反战文学初期阶段的研究。这一倾向其实从黑岛传治生活的年代，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开始9,因为在当时日本欲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背景下，知识界人士需要从初期反战文学中寻找经验。
在中国的日本反战文学研究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味肯定或全面否定日本反战文学的比较极端的评价。而这些评价是与中日关系的起起伏伏密切相关的。对于中日反战文学研究来说，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如何在确立正确历史观的前提下，将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化为有效的学术话语。具体来说，有以下学术论题仍然值得深入探讨。首先，从比较文学的层面，对日本近代反战文学与东亚及世界文学、文化史连动性的考察。比如亚洲无产阶级反战运动的互相关联、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和平活动对日本反战运动的文化影响。其次，从文化思想史层面，对日本近代反战文学的思想起源的辨析。如自由民权运动与反战思想、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反战文学、基督教与反战思想等。另外，尽管日本学界早期曾经进行过反战文学史的总结，但是近年来，这种宏观的基本脉络梳理反而被忽视。纵观整个日本近代反战文学，人道主义反战文学脉络、阶级立场反战文学脉络、写实主义反战文学脉络是比较清晰的，应该进一步加以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