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这个名字最近这些年有些“家喻户晓”。作为教育部中小学部编教材的总主编，家里有孩子的，去看看语文课本，上面就会有他的名字。探讨温儒敏老师2019年出版的《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这本书时，难以忽略他这一身份的影响。但我觉得他的语文教育研究及实践和他的现代文学研究始终都不是分离的，甚至可以说，他这些年所做的教育工作，实际上是对现代文学的一种拓展和“开放”。
本书收录了温儒敏老师在近40年的时间中写成的57篇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作者将其视为个人多年研究的一次回顾和总结。因温儒敏老师的学术影响，及其学术道路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的高度重叠性，这里尝试将这份个人研究的回顾放置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格局中做一种较具深度的个案式探讨。
一、一个学科与一代人
20世纪50年代初期，教育部正式将现代文学确立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同时在高校教育体系中设立独立的教研室。当时这个学科名为“新文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开始采用“现代文学”这个说法，同时也出现了“当代文学”的概念。在温儒敏老师的这本书中，他是将当代文学涵纳在“现代文学”这个笼统的称呼之下的，书中也有多篇涉及当代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评论文章。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被确立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方向，隶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方向。目前在全国高校中，从教研室的设置来看，一般是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合并在一起，只有北京大学中文系例外(研究机构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设有独立的当代文学研究室)。如何看待和讨论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两种文学形态和专业方向的关系，是可以另外展开的话题。在本文的讨论中，仍旧用“现代文学”这个范畴来宽泛地指涉现代中国文学。
作为20世纪50—60年代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者之一，王瑶先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他的《新文学史稿》及相关研究构成了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研究的最初典范。王瑶先生是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核心人物：往前追溯，可以说王瑶先生将20世纪30年代最早把新文学纳入大学文学课堂的“清华学派”带入了北大中文系；往后延伸，他在20世纪80年代培育了一批现代文学研究的新人，如温儒敏、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陈平原、凌宇等都曾师从王瑶先生。事实上温儒敏老师也是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方向最早师从王瑶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两位学者之一(另一位是陈平原老师)。20世纪80年代这批学术新生代的出现，促成了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显学”的兴起。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包括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位老师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和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等老师一起写作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还有博士论文《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以及有关郁达夫、鲁迅等的研究。因此，可以把温儒敏老师视为“文革”后现代文学学科重建过程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在学院体制中的位置变得非常稳定和规范化：一方面它在学院体制和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主流化了；另一方面现代文学的研究议题及其研究方式开始变得常规化，相应的表现是这个学科对社会思想方面的冲击力反而变小了。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不断地有新生代学者从现代文学领域“走出去”。他们或是纵向地上下延伸，比如往前追溯延伸到晚清民国、晚明乃至打通古今，往后延伸到20世纪40-50年代以至整个当代；或是横向跨学科拓展，比如说钱理群老师走上了思想史、精神史研究，陈平原老师拓展了学术史、教育史研究之路，而温老师则在21世纪初转向了中小学语文教育。还包括许多拓展性地引起广泛关注的其他研究路径，这里不一一列举。也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现代文学学科在规范化的同时，也开始面临自身的创造性危机。
将温儒敏老师的研究放在这样一种学科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看，会感受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个学科的来路与走向。温老师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可以说“全面而沉稳”。就“全面”而言，他的研究涉及现代文学研究的多个面向，书中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即鲁迅研究、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思潮以及批评理论研究和学科史研究。在我看来，这些研究事实上也显示出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种“显学”所覆盖的范围，即涵盖了现代作家作品、现代文论、比较文学以及当代文学与现状思考。而后三种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新的学科方向，事实上都是从现代文学这个学科的主导规范内衍生出来的。就“沉稳”而言，温老师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学者，但他的个性或许正好表现在他并不凸显其个性，研究风格显得非常朴实，其个性锋芒也蕴藏在这种朴实之中。他的研究往往依据扎实的史料和清晰细腻的文本解读，同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关注现实问题的解决，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实用性的倾向。因此他的研究都是有感而发的。
更值得提及的一点是，温老师始终关注现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并重。既从学术研究的意义来探索现代文学中的新思路新方法，也从教学和教育实践出发讨论问题或提出问题。比如书中收入的多篇文章都由课堂讲稿修改而成，这与基于学术写作而完成的研究成果，在基本表述风格、问题意识和论述方式上都会有较大的不同。从21世纪初期开始，他的文学教学与教育实践从大学文学课堂拓展到了中小学语文教育。因此他对现代文学的理解就变得很宽广，事实上也拓展了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体制性空间。
人们在讨论现代文学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放置于一种学科体制中加以讨论。而事实上，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和一种学科研究对象，这两者还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从一种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更早的晚清文学实践)中形成的新的现代的文学实践形态，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中的文学课堂并塑造出一个新的学科方向，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或新文学)的性质、内涵和指涉范围已经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20世纪30—40年代，在通过“新文学大系”的编撰而完成自身的经典化的同时，新文学开始进入大学课堂，成为大学教育系统中研究和讲授的对象。1933年，朱自清先生首先在清华大学课堂讲授新文学，而北大中文系则是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才有沈从文等在课堂上讲授新文学作家和文学创作。现代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的大背景下开始学科化，20世纪80年代成为显学并完成学科规范化，它已经逐渐成为大学教育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社会实践和文化批评的功能主要是通过对现代作家作品的重新阐释而形成的。这使得现代文学的实践意义主要在于阐释实践，即便在它作为“显学”的时候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可以说现代文学研究一直有一种要“破壳而出”的冲动，这里所说的“壳”可以说是一种大学专业教育的壳，也就是如何从纯学术研究的专业体制中拓展出去。
二、现代文学如何作为“新传统”
从这种思考脉络延伸，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温老师把现代文学作为一个“新传统”加以阐发和实践时包含的特定内涵。特别是考虑到目前学院体制中的学科格局和研究现状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就更具现实针对性。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现代文学一直是整个中国文学乃至全部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导性领域，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说法叫“厚今薄古”。现代文学是引领有关文学研究(包括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乃至文学创作的思想探索和学术思考的前沿风尚的。但近十多年来，人们会明显地感觉到包括文学研究、文化认同等的基本方向上发生的变化。最明显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热”，相应地，在学科体系的主要格局和主导规范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典文化研究实际上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整个学院导向、学科话语以及资源配置上都形成了某种“厚古薄今”的格局。或许可以说，现代文学曾作为引领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界主导方向的“发动器”的这一角色，自21世纪以来开始变得至少不那么明显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谈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意味着从两个方面提出了某种根本性的文化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新理解晚清五四以降，所有新的现代的中国文学，和古典中国文学的关系?新传统和古典传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现在对于许多人而言，新传统好像又回到了某种“小传统”(温老师也把古典传统称为“大传统”)，古典传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在21世纪的古今关系格局中来理解现代文学作为一种“新传统”。
另一个问题涉及新传统自身。只有在现代文学不再“新”的时候，它才成为“传统”，这是“新”和“传统”之间的一种悖论性关系。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阅读鲁迅、茅盾、巴金等经典现代作家，被视为在感受最前沿的当代性思想，正如温老师在书中提及他初读鲁迅的感觉。但到了21世纪面临的一个矛盾是，这些现代文学和作家作品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沿性对象了，甚至其现实性内涵也不再确定。这种看待现代文学的基本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变动的结果或反应，这包含了思想、文化、传播技术、社会代际等不同层面的变化。
比如说就思想层面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知识界提出“反思现代性”的话题，这意味着当代中国已经超越了现代文学所追求的那种现代性，因而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出现和21世纪古典学的兴起。在“现代性”成为问题的今天，如何在一种统摄性的“中国文明”内涵中理解现代文学及其研究的意义，显然不再是自明的问题。
又比如从传播媒介革命的意义上看，互联网、电脑、移动终端的普及，数码文化、网络文学、自媒体书写及动漫文化等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文学的书写、阅读、传播与接受的基本方式，这也相应地使得20世纪形成的现代文学，开始变得不再和当代人群发生直接关系。年轻人群的主要阅读对象可能是数码或网络文化产品，而现代文学这种曾被视为与当代生活不相分离的文学形态，确实变成了一种“传统”，即一种需要去学习和转化的对象，而不是人们生活其中的那种当代性文化。因此，20世纪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中所包含的对人性、对社会、对时代精神等的理解，可能都面临着21世纪这样一种文化断层式的挑战。
概而言之，当现代文学的新传统成为传统的时候，实际上是它之为“新”不再理所当然的时候：一是新传统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实际上古典传统在今天再次对新传统构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二是新传统自身，当它不再理所当然地处于前沿性位置，不再是当代生活一个直接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如何看待现代文学?这样的问题事实上不限于文学领域，现代中国形成的文化、思想、社会理念、经济形态等，都在21世纪面临着这样的调整和挑战。
这也并不仅仅是在一种学科的意义上谈论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最早指的是一种现代作家们的创作实践，继而进入大学课堂并被纳入学院知识体制。而一旦它变成学院建制中的一个专业方向后，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显学的时候，对于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现代文学的主要活动领域也还是在大学体制里。它最主要的拓展思想前沿与文化批判功能的方式，是一种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可以说虽然现代文学由此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安家”的地方，但实际上也可以形象地说，现代文学被“圈”在了学院体制之中。
三、开放现代文学的四个面向
从这种角度来看，温儒敏老师的现代文学研究及其走过的文化实践道路，也许可以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把现代文学的真精神重新“开放”出来。温儒敏老师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提示着这种可能性：这本收录现代文学专业及教学研究的学术论文的自选集，却起了一个颇具现实文化批判意涵的书名，借用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精神界之战士者”，重提现代文学“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的初衷。这意味着在一种更开阔的当代性视野中来重新理解现代文学的独特精神品质与原点性内涵的问题视野。
从温儒敏老师的研究实践出发，或许可以将各种形态的现代文学实践及其研究概括为这样四个层面的工作：
第一个层面是作为专业研究的现代文学。这种研究工作主要依托学院体系中的学科体制，而且通过对现代文学的阐释和研究，其思想性、前沿性还是能够对社会发挥作用的。但这种路径的对话主要是在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和研究领域中展开的。显然，这种理解是在对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化取向的反思性视野中形成的。专业化构成了现代文学学科化的基本内涵，这意味着有关现代文学研究主要是在大学的学科体系和研究从业者(学科共同体)中展开，课程设计与研究内容以专业探讨为主，学生培养则以培育专业化人才为主要目标。专业化研究的完善一方面促进了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成熟，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封闭化和精细化的缺点，因此需要特别思考如何“打开”专业化的现代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对专业化教育的反思和调整，事实上也是出于对这种问题意识的全局性考虑。但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反思专业化并不意味着否定专业化。任何对现代文学的“开放”都必须以高质量、有活力的专业研究为前提，真正重要的，是不将现代文学仅仅局限在专业化的领域之内。
第二个层面是作为教育的现代文学。这包含了大学教育体系中与研究并行的教学体系，在文学课堂上讲授现代文学，以及与专业招生、课程设置、学生培养、科研项目、刊物发表、学术研讨等关联在一起的高等教育实践体系。但在20世纪80—90年代，我们关于现代文学的探讨主要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展开，而今天有关现代文学的“教学”则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这事实上意味着对现代文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的一种反思性重构。教学与研究的诉求不同，它所追求的不是学术探索的深度，而是教学传播的有效性，以及把现代文学纳入整个社会再生产结构中的实践性诉求。教学是以文学与人的“再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因此需要考虑它的可传播性。温老师的书里有多篇文章都由讲稿修改而成，这也是大学课堂上的现代文学研究与教育的一种具体表现。与文学教育相关，温老师的研究特别值得探讨的是，他从现代文学研究出发，深入到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研究探讨与改革实践中。温老师也反复提及，把大学的文学研究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结合起来，一直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实践传统。近些年也不断有硕士生博士生研究相关的选题。而温老师近十多年来深度参与教育部部编语文课本的编写，使得他对现代文学有另一种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温老师的这种实践理解成一个现代文学从大学专业体制中开放出来，沿着教育渠道拓展到更宽阔的国民教育的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作为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学。这也是21世纪以来，包含阅读、创作、教育、传播在内的当代文化体制重新塑造的一种表现。凸显现代文学作为“经典”的层面，意味着现代文学中那些最具精华性、独创性的思想文本，可以放到普遍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中来加以理解。在很多人对温老师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专门做鲁迅研究的学者，但这本书(包括他近年的相关研究)会特别突出鲁迅的重要性。强调和凸显鲁迅在现代文学中的位置，实际上是从经典化层面对现代文学做出的筛选。成为经典就意味着鲁迅不再仅仅是专业研究的对象，而有更高的普遍性意义，具有超越自身的时代性限制的特点。同时，当我们说现代文学成为“经典”时，其实有一个竞争性参照对象即古代文学的经典。这意味着把鲁迅放到与李白、杜甫甚至孔子、庄子等同一个文化平台上进行讨论。这便与20世纪80—90年代侧重鲁迅研究的学术性、思想性、文学性的考察方法有所不同。这种经典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还是学术性的专业研究，与文学教育并行，同时这也意味着它可以构成普遍的民族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诸多问题和原点性的精神诉求都可以浓缩到有关鲁迅的研究与阅读中。因此这种从经典化的角度展开的现代文学探讨，实际上也已经突破了学院中的专业研究外壳。
第四个层面是作为文学生活的现代文学。提出“文学生活”这一新范畴，并从普通读者大众、当代作家群体等接受传播层面展开相关的研究的，温儒敏老师是首创者。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当现代文学可以成为文学生活的构成部分的时候，人们实际上接受的不再是先锋性的、前沿性的现代文学，而是沉积、沉淀在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且构成了大众性的普遍精神与文化滋养的现代文学。“生活”这个概念意味着融化在人们日常体验中的现代文学，已经是一种赵树理所谓的“自在的文艺生活”，一种构成了人们的常识、无意识、情感结构等层面的文化因素，融入超越文字、文献限制的“活的”生活当中，事实上才是现代文学成为“新传统”的真正表现。李白、杜甫、孔子、庄子等作为民族文化经典，固然也包含着文献史料方面的传承，但其最广泛的民族性恰恰表现在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构成部分。所以从文学生活这个侧面来讨论现代文学，其实不限于从读者接受的层面去讨论现代文学如何散播，或作家群的生活方式，更需要讨论的是现代文学如何超越它自身的现代异质性，而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这样一种带有人类学特点的文化实践方式。如果说现代文学确实构成了一种与古典传统相区别的“新传统”，其真正的效力和意义恰恰体现在现代文学已经在中国人的文学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结构。这也是一种突破了学院限制，而再次获取其自由性的现代文学的存在方式。
四、现代文学的“真精神”
从温儒敏老师的研究和实践中，用开放视野来重新理解现代文学的意义，使得我们更需要考虑现代文学的“边界”和“原点”所在，即温老师在书中所说的现代文学的“魂”。
构成温老师所有文化实践的核心原点的，乃是他对现代文学的基本理解。他近些年的研究和实践虽然表面上离开了现代文学这个专业领域，但他的语文教育实践、文学生活研究和对鲁迅等文学经典的重新理解，都是对现代文学的当代性意义的一种“开放”和拓展。也可以说这是某种破壳而出的探索性实践，把现代文学从学院化和专业化的壳中“开放”出来，以一种具当代性实践效力的方式，将现代文学的独特精神品质带入更广阔的社会文化实践层面。
从一种文学实践形态拓展为一个学科，并经历一个多世纪走到今天，不断地走出去，经历过多次变化和调整，可是现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这事实上也是在反复地质询这种文学形态和这个学科的原点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这个学科在重建过程中，曾经召唤出辉煌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学科规范化的危机，此后不同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探索着新的实践道路。温儒敏老师的研究与实践是这些不同探索中的一种代表性路径。
当这些探索仍在展开中的时候，重新讨论现代文学的来路和未来走向，正是一个直面现代文学的本质性原点性问题的契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现代文学，什么是现代，什么是文学。更重要的是，在一种开放的视野中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边界和限度在哪里。这也是在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之为现代文学的本质性内涵：只有从原来不言自明的专业性框架中开放出来，才能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原点是什么，属于现代文学的真正精神和独特品质是什么。
作为现代中国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要直面学院体制的现状和社会文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去思考如何用20世纪现代中国的新传统，去和漫长的古典传统对话，从而为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寻找更丰富的资源。对于这样的问题，我相信不会有一种统一的答案，也不会只有一种答案，而存在着多种路径、多种方向的可能性。而现代文学的真精神就蕴含在这种不断地突破自身，在古与今、中与西、学院与社会、时代与民族精神、历史性与普遍性等当代性重构与不断探索的实践过程中。